云南省消防群防群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消防群防群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7月27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27日公布 1994年10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消防群防群治组织及其职责
第三章 消防群防群治的社会责任
第四章 奖励、处罚和社会保障措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消防工作，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社会财产和个人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消防群防群治是指在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预防和扑救火灾，减少火灾危害的活动。
第三条 消防群防群治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四条 消防群防群治遵循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及“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实行“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 消防群防群治的主要任务是：
（一）宣传消防法律法规和防火灭火知识，提高群众的防火安全意识和抵御火灾的能力；
（二）齐抓共管，共同参与预防火灾工作；
（三）建立部门、单位防火责任制和职工岗位防火责任制；
（四）建立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消防队伍，形成消防群防群治网络；
（五）动员、组织群众参与扑救火灾、保护火灾现场和协助调查火灾原因。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设立防火安全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群防群治工作。
县级以上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防火安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办理防火安全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第七条 每年11月9日为本省“119消防日”。
第八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消防群防群治组织及其职责
第九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立防火安全组织或者确立专（兼）职消防安全员，协助行政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开展消防群防群治工作。
石油、化工、轻纺、物资、商贸、烟草、交通运输等防火重点行业的大中型企业应当设立防火安全委员会，接受当地人民政府防火安全委员会的指导。
第十条 城市应当依照消防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公安消防队（站）。
公安消防队（站）应当在消防执勤和扑救火灾中发挥骨干作用。
第十一条 火灾危险性较大，距离当地公安消防队（站）较远的中型以上企业事业单位，乡镇企业集中、易燃建筑密集的乡镇，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的古建筑群以及起降大中型民航飞机的航站，应当根据需要设立专职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可由一个单位建立，也可由几个单位联合建立
。
经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各类开发区、边境贸易口岸以及未建立消防队（站）的县（市），应当根据需要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建立地方专职消防队。
专职消防队必须履行消防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负责本单位、本地区的防火灭火工作。
第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城镇街道、农村村寨、林区居民点应当建立义务消防队或者设义务消防员。义务消防队员人数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义务消防队应当根据需要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装备，定期进行教育训练，掌握防火灭火知识和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发生火灾时迅速报警并积极参与扑救。
义务消防队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当佩戴标志。标志式样由云南省公安厅统一规定。
第十三条 相邻的单位、城镇街道、农村村寨可以按照“共同出资、互助互利”的原则，建立各种形式的消防联防组织。
第十四条 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和消防联防组织接受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业务指导，其建立应当报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备案；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的撤销应当征得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同意。
专职消防队纳入消防执勤序列。
第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所需经费由本单位解决。
乡镇专职消防队、城镇街道专职消防队、农村村寨义务消防队所需经费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筹集或者从公益金中解决。
消防联防组织的活动经费，由联合各方协商解决。
第三章 消防群防群治的社会责任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消防群防群治工作列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建立领导责任制。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消防经费，改善消防设施，提高消防装备水平。
各级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应当结合本部门的工作，制定并落实本部门、本系统的消防群防群治措施，积极参加当地防火安全委员会统一组织的消防群防群治活动。
街道办事处、村公所（办事处）负责做好辖区内的消防群防群治工作。
第十七条 各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必须履行法定职责，并负责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开展消防群防群治工作的意见、建议，指导、帮助群众性消防队伍的业务建设。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和公安派出所负责对管辖区域内的消防群防群治工作进行检查监督。
第十八条 治保会、治安联防队、民兵等组织应当把防火灭火列为各自的工作职责，积极参加消防群防群治活动。
第十九条 城市规划建设、公用事业管理等部门必须遵照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按照各自的职能和分工，对城镇公共消防设施进行规划，制定建设方案，并与城镇其他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和管理。
邮电部门应当加强城镇消防通讯设施建设，及时排除机械、线路故障，保障火警电话畅通。
第二十条 经济管理部门应当结合生产、经营和管理特点，制定相应的防火安全管理措施和防火安全责任制度，并督促落实。
第二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申请生产、经营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或者消防产品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严格审批；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查，不具备安全生产经营条件的，不得发放营业执照；协助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查处违反消防安全管理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部门应当把消防宣传列入工作计划，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消防法律法规，普及消防知识，增强公民的防火安全意识。
第二十三条 教育、劳动、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把防火安全教育纳入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内容。
各类学校、幼儿园应当对学生和幼儿进行防火安全教育。
第二十四条 工会、妇女联合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社会团体，应当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开展消防群防群治活动。
第二十五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应当对本单位的防火安全负责，落实防火责任制，督促职工严格执行防火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企业事业单位在签订的承包或者租赁合同中，应当有防火安全责任的内容。
第二十六条 设计和建设商品贸易市场、大中型娱乐场所、宾馆、饭店、医院等人员集中场所的单位，应当遵守有关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第二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华侨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投资企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制定并落实防火安全措施，接受所在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检查监督。
第二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当协助公安机关定期对被保险财产进行防火安全检查，向投保人提出整改火险隐患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乡镇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应当把防火安全纳入生产、经营、管理范围。
第三十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把防火安全列入居民公约和村民公约的内容，对居民、村民进行经常性的防火安全宣传教育，对居民住宅区和村寨定期进行防火安全检查，预防火灾事故。
居民、村民应当做好家庭防火。
第三十一条 各部门、各单位签订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应当规定防火灭火责任。
消防重点保卫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标准，与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签订防火安全责任保证书；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负责监督防火安全责任保证书的落实。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火警都有义务迅速报警并积极参与火灾扑救；公安消防队接到报警后，必须迅速赶赴火场组织扑救；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接到调遣命令，应当迅速支援灭火。
第三十三条 火灾扑灭后，失火单位或者居民户必须保护好火灾现场，并协助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调查火灾原因，核定火灾损失。
第三十四条 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在扑救外单位火灾中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器材装备等，由起火单位负责补偿。
起火单位或者居民住宅已参加保险的，前款所列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的施救费予以补偿。
第四章 奖励、处罚和社会保障措施
第三十五条 对消防群防群治中作出贡献或者成绩显著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组织、群众性消防队伍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和奖励；对扑救火灾中事迹特别突出的个人，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予荣誉称号。
在扑救火灾中牺牲，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第三十六条 在扑救火灾或者消防训练中受伤、致残、死亡的，其医疗、抚恤费用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属于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含合同工、临时工）的，按照因公伤亡的有关规定，由其所在单位负责；所在单位无力负担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当地人民政府负责。
（二）属于前项范围以外其他人员的医疗费、抚恤费、养伤期间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生活保障费，由起火单位负责；起火单位无力负担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当地人民政府负责；起火单位对起火没有责任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妥善处理。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防火安全委员会可以设立消防基金，并可接受社会各方根据自愿、量力原则提供的资助和捐赠。
消防基金用于改善消防条件；奖励消防群防群治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救助在扑灭火灾中伤亡的专职消防队员、义务消防队员、义务消防员以及其他人员。
第三十八条 专职消防队员的所在单位可以为其办理人身保险；保险公司可以按规定从优办理。
保险公司对防火工作做得好的投保单位，应当予以奖励。
第三十九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组织不履行本条例规定责任的，由当地人民政府防火安全委员会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
第四十条 消防重点保卫单位不与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签订防火安全责任保证书或者不履行保证书规定责任的，视情节轻重，由县级以上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法定代表人处200元以下罚款。具体办法由云南省公安厅规定。
当事人对依照前款规定所作的处罚决定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云南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4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4年7月27日
法官选任制的反思与构想
〔内容提要〕
法官选任制是有关选拔和担任法官的基本制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长期沿用选拔行政官吏的模式去选任法官，而漠视法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大量的社会矛盾涌向诉讼渠道寻求法律救济。视同行政官吏又不彰显职业化的“法官”被推向了应用法律的最前沿。又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WTO的加入，我国正向更高的目标－法治国家迈进，法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也日益被人们认识和关注。为了改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局面，必须淘汰“贬值”的法官，并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官遴选制度。为此，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并以“深化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为标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不少内容就涉及了法官选任制度的改革和推行。法官选任制也成了各地法院诸多改革举措中的重头戏。但是，以笔者之见，有的地方看似全面推行，如交流、轮岗、任职回避等，但实际上背离了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也有的仅是走过场，充其量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所以，如何以科学的发展观、法律观来建立和推行法官选任制度，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和探索。
为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的法官选任制度，本文先从我国法官选任制的历史发展出发，考察了我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法官选任制的确立和发展，分析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现行法官选任制存在的遴选标准偏底和不可避免受地人事体制行政化制约的影响等特点。然后从比较法的角度，通过对域外主要是法国和英美国家法官选任制的认识和比较，指出了现行法官选任制改革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法官助理制的试行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法官交流、轮岗的负面影响及统一司法考试尚未能起到遴选优秀法官的作用等方面。最后，笔者在全面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法官选任制的五脏点构想：一是提高遴选的标准；二是提高法官的待遇；三是注重司法考试与司法培训的衔接；四是建立专门委员会遴选法官；五是逐步建立法官长任期制。
法官选任制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社会上最优秀的法律人才被入选法官，其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选任和改革本身，而在于国家的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的整体推进，在于司法权威的神圣确立，在于国家法治目标的早日实现。
全文共11000字。
以下为正文。
引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趋势，司法领域将会涉及愈来愈多的全球化因素，法官必将面临与国际社会愈来愈同步的全新诉讼领域。 我国的法官队伍存在着整体素质不高的事实，而一个完善的法官选任制不仅能让社会中的优秀法律人才成为法官，还会激励已经在任的法官更加努力工作、更注意积累司法知识，有志于终身致力于司法审判，与时俱进，不断提升法官的整体水平。本文将从考察我国法官选任制的特点出发，通过与域外法官选任制的比较，并在分析现行法官选任制改革若干举措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完善我国法官选任制的几点构想。
一、我国法官选任制的特点
在目前有关我国法官选任制现状的原因分析中，往往将现行制度的不完备归咎于历史。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重视法官选拨的，尤其是民国时期。只是到了解放初期，由于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1、中国古代的法官遴选制度
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重视司法官吏的选拨是从商周开始的。在古代，从事审判的官员往往并不具备法律知识和培训经历，司法官与行政官不分，法官也很少是终身任职的。行政长官同时兼理司法，皇帝既是最高的行政长官，同时对案件又拥有最高的裁判权。
2、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法官选任制度
近代以降，经过清末官制改革，司法与行政趋向分立，法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识。
到了民国时期，实行严格的司法考试制度，规定任免法官除了要具备在正规的法科院校学习达一定年限的条件外，还必须通过当时举行的统一司法考试，这比任免一般的行政官吏条件大大提高。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极为重视法官的选任。《临时约法》规定了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及制度，法官终身职务制，在任中不得减薪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
北洋政府时期法官管理制度进一步现代化，对司法官规定了较行政官吏更为严格的考试资格，更为专门化的考试科目，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更为严格的惩戒。
国民政府时期，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规定近于苛刻。当时一个比较典型的录用官吏的法规《法官考试条例》规定了在国立的、外国的或经政府认可私立的各种大学或专门学校修法政学科三年以上，领毕业证书或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速成政法学科二年半以上毕业，并曾充任推事、检察官一年以上者，或曾在国立或经政府认可的大学和专科学校教授法政学科二年以上经报告政府有案者，才有考试的资格。考试的内容几乎包括政法大学或专门学校法政学科的全部科目。考试分为初试、再试，初试合格者在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接受一年培训之后，参加再试。
3、新中国成立后法官选任制的确立和发展
建国初期，基于当时的政治原因和社会环境，大量谙熟法律的人员从法院被清洗掉，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立场坚定而对法律并不熟悉的人担任法官。在立法方面，无论是1951年《人民法院组织暂行条例》，还是1954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法官的任职方面的专业要求只字未提。而文化革命时期，法院则一直在军管与撤销之间沉浮。直到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法官任职方提出“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要求，1995年《法官法》规定法官任职必须具有高等学校专科学历，并开始实行初任审判员全国统一考试。2001年修改后的《法官法》将法官的任职资格提高到了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并举行了首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4、现行法官选任制的特点
（1）遴选的标准比较低
根据修改后的《法官法》，具有本科以上的学历是担任法官的前提。这一条件虽较以前的大专以上学历有所提升，但是从社会对法官的要求而言，选任的标准仍偏低，表现在：①不重视法学学历。虽然《法官法》要求获得非法学学历的人必须具有法学知识才能担任法官，但法学教育并不是担任法官的先决条件，法学本科学历与非本科学历具有同等的意义，法学研究生学历与非法学研究生学历的意义也等同。这就很难保证法官都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训练。②对学历的价值不作区分。由于在我国法学已是一个热门专业，各种大学竞相举办法律专业，而有的大学事实上不具备相应的师资，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的质量值得怀疑。另外，在我国还存在着电大、业余大学、函授、自考、党校等法学教育形式，再加上大量的研究生课程培训班。不同的教育形式的法学文凭的“含金量”是不能等同的。③对学历的价值区分不合理。我国的法学研究生教育，并不以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为先决条件，很多未受过法学教育的人也可以攻读法学硕士，而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又对专业作了非常细致的划分。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仅学习了法律的某一个部门，基本上不可能受到系统的法律训练。而法律对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担任法官所需要的法律工作经验的要求，低于获得本科学历者，这难以保证他们成为合格的法官。
（2）法官的选任受人事体制行政化的制约
由于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采取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和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模式，整个社会处于“泛行政化”的状态，我国的法院一开始就是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模式来建构的，当然在各方面都具有行政化的特性。在法官选任方面，则表现为人事管理的行政化。过去，法院的法官完全与一般的机关、事业单位一样由组织人事部门从社会上招用后按照计划分配给法院，进入法院后根据需要统一由法院的人事部门分配到各个审判业务庭工作。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与从事非审判工作的其他人员之间没有质的区别，两者在理论上是可以互换的。 虽然《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等级，但仍然采取了“工龄加职务”行政等级化的评定标准，行政职务的升迁仍然是法官追求的目标。法官在审判工作中要接受数级行政或准行政领导的管理和制约，这种管理实际上是行政首长制的缩影，严重违背了法官职业特点和审判规律，导致审判“暗箱操作”，法官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提高缓慢 。
（3）法官的保障机制不完备
与法官选任制度密切相关的是法官的保障机制。而我国目前的法官保障机制是不完备的，具体表现在：①法官缺乏身份保障。在许多地方，法院仍然视为地方的一个部门，法官被当作普通干部。虽然《法官法》对法官身份给予明确，但没有建立明确的法官任期等具体的保障制度，法官的身份仍然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实践中，法官随时可能因各种理由像公务员一样被免职、降职、调动工作，这种职务的变动没有严格的程序约束。②法官缺乏职务保障。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法官的独立审判地位，法官依法履行审判职务时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一旦法官职务受到干扰或侵犯，缺乏具体而有力的保障措施。法院审判工作中经常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干扰，甚至受到诬陷、侮辱、攻击，承受巨大的压力，如果屈从于干扰和压力就违背了法律原则，坚持法律原则又没有可以依靠的保障制度，常常处于左右为难，欲争无力的状态。③法官缺乏经济保障。地方法院的经费来自于地方财政，在我国不少地方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法官还不能按期领到足额的工资，一些法官经济困难，生活十分清贫，许多基层法官是在凭思想觉悟工作。法官缺乏保障的微薄收入，难以保证法官体面的生活。需要为生计忧虑的职业，在社会上是没有职业尊荣可言的。缺乏充足的经济保障，使法官难以树立职业自豪感，削弱了法官面对各种利益诱惑的自律能力，不但难以吸收优秀人才进入法官队伍，也严重影响了现有法官队伍的稳定，这也是近年来法院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二、对域外法官选任制的考察与比较
在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官选任制的特点后，我们再来比较和参照一下域外的法官选任制。纵观国外的法官遴选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
（1）、遴选的标准比较高
在法国，法官大都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通过后进入国家法官学院接受专门的培训。在培训期内，学员要到公司、国家机关等各种机构中了解社会现实，然后在法官学院接受8个月有关如何从事审判工作的专业训练，再被安排到法院中进行实习。第一阶段的学习结束，学员要参加考试。考试合格后，被分配到法院，然后再开始进行6个月的第二个阶段的专业实习。
德国法官的资格考试与法国相差不多。他们必须经过正规的法学教育，两次考试合格才能担任法官。第一次考试即大学毕业考试，考试合格后，经过两年半的社会见习，然后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的成绩是挑选法官的主要依据，考试合格率为10%。
再来看一下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英国的法官几乎都是从出庭律师（barrister）中选择的。而且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出庭律师才能有机会被任命为法官。其衡量的标准就是开业的时间。一般而言，有十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有望被任命为高等法院的法官；高等法院的法官或有十五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被任命为上诉法院的法官。
在美国，只有获得法学院学位，经过严格的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并有若干年从事律师工作经验的律师或法学教授才具有担任联邦法院法官的资格。
（2）遴选的程序严格
美国州法院法官的遴选制度有任命制和选举制等不同程序。在这两种程序上产生出一种吸收两者优势的“密苏里方案”，也被称为“素质选择”（meritselection）方案。它的一般作法是：由律师和非律师组成的固定和非党派的委员会来挑选、调查和评价法官候选人。该委员会是法官提名委员会，一般包括州长、检察长、州最高一级法院的法官、律师协会的人员、州参议员和一般公民。他们一般由国家官员、律师和公民组成的班子挑选进入该委员会。该委员会需要根据它对于法官候选人的考察准备一份候选人名单。当州法院法官出现空缺时，委员会便把最具备资格人选名单（通常为一个空缺提供3名候选人）提交给有任命权的机构（通常为州长），由他从该名单中任命法官。在任命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如果该名新任法官想继续留任，该委员会或全体公民将通过投票（留任选举），决定他能否继续留任直至届满。
在法国，理论上讲法官是由总统任命，实际上则是由高级司法委员会挑选。该委员会负责挑选上诉法院和巡回法院法官。该委员会包括总统、司法部长以及其他由总统任命的具有法律背景的9名成员。下级法院法官的挑选是由司法部长在征询了该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的。
（3）法官的保障制度完备
国外的法官一般都实行法官终身制，法官终身制的意思不仅仅是一辈子都可以待在法院，都可称之为“法官”；终身制还是同法官的职权范围相联系的。例如，在美国联邦和部分州的法域，法官的任命总是同某个具体的法院相联系的，因此除非他得到提升，他的权利范围是不会改变的，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到他退休或辞职。法官的司法权力不会因迁任而受到威胁。即使在另外一些选举产生或有类似选举产生法官的州，由于选举的考量，法官的司法权会受制于选取民的意愿，但是在其任期之内，这种权力一般不会受到升迁的威胁。在法国，依据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4条宣告的法官终身制原则，除了法官因行为不当依据程序撤职外，其他任何法官职位的变动，包括法官的晋升也必须首先取得法官本人的认可。 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考虑法官的交流、轮岗制时所要借鉴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对法官的要求不仅强调书面知识，更要求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和社会阅历。法官的任命都倾向于采用委员会及各种机关和团体的遴选机制。法官的地位比较高且有完备的保障机制。而这些，是我们的法官选任制中所没有的。
三、 现行法官选任制改革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现行法官选任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深化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为标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其中涉及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内容,具体包括：从下级人民法院遴选法官、法官助理，法官定编，交流、轮岗，任职回避等。与此相配套的则有从2002年起实施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应当说，所有这些改革措施的目标都有是为了促成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促成法官群体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最终实现司法独立。从理论上讲，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法院队伍建设的终极目标。法官职业化意味着法官具有独特的职业属性，即独特的知识、技能和法律思维：法官不仅具有理论素养和法律知识，还应具备实践素养、审判技能和经验。这就要求要经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和长期的司法实践，意味着法官具有优秀的人品道德和司法操守，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能够刚正不阿、公正高效地裁决社会纠纷案件，意味着法官具有独立的地位，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地位，一切皆决于法，只服从法律。因此，法官职业化的深刻内涵，意味着法官的资格有严格的标准，并非人人都能当法官。也就意味着要不断改革现有的法官选任制，建立一个与法官职业化相配套的完善的法官遴选机制。
但是，目前上述改革措施除了统一司法考试已完全推行外，其他的仅在一部分地区进行试点。有的地方表面上虽已全面推行，如交流、轮岗，任职回避等，但实际上背离了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也有的仅是走过场，为了改革而改革，即所谓换汤不换药，如法官助理制的试行。
面对这些现状，我们觉得，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科学、理性地考察这些措施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1)法官助理制的试行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1999年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33条中提出“随着审判长选任工作的开展，结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和取消助理审判员工作进行试点，摸索经验。”试点单位将实行“老人老办法和试行新政策相结合”的原则，“老人老办法”是指在人民法院现有人员中开展法官助理的试点，重点以运行“法官（合议庭）＋法官助理＋书记员”的人员组合模式为主；维持从事法官助理工作的有关人员的法律职务、待遇不变，使他们在保留现有身份的前提下，行使法官助理的职责。“新政策”是指新进法院的审判业务人员和重新组合后的法官助理、书记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不再任命为助理审判员。这些人员中符合法官（审判员）条件的，可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通过法定程序，直接任命为法官（审判员）。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可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任命为法官助理。改革的要点是让一些不能继续担任法官但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人员转任法官助理。 此后，在全国各地法院确实进行了一些试点工作。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关于某某法院推行法官助理制被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举措而见诸于媒体。
然而，实践中这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已偏离了制定者的初衷。这一名义上来自美国的制度却成了中国法院人事改革“借壳上市”的一个“壳”。 试点法院在实施过程中，并未将不能继续担任法官但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人员转任为法官助理，而只是将现有的助理审判员转任为法官助理。因此，这种改革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只是将原有状态下法院审判人员的名称换了一下。把法官助理转变成了一种变相增加法院人手，应对日益增加的诉讼案件和调解案件的应急措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