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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存废论之我见

王文婷


死刑存废之争，自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以来，已历经200多年。死刑存废之争已由一个法律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学、哲学的高度。面对前人浩瀚的学术成果和精辟入理的论证，我方才知道自己有如井底之蛙。我只能靠着满腔的热诚，用最浅显的文字写下最真实的看法。

一
毫无疑问，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①。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废除死刑任重而道远。
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学者提出折衷的“死刑限制论”，作为我国刑罚发展的目标。“死刑限制论”以我国刑法对死刑对象的限制，死刑复核程序等为内容，基于死刑保留论的一系列观点，强调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
“死刑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废除论”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积淀，以及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但“不能废除”不等于“不应废除”，前者强调实然性，后者强调应然性。如果将“死刑限制论”作为死刑发展的最高境界，那是人道主义的悲哀，更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障碍。
二
死刑保留论的理论基础是刑罚“报应论”。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报应论”作为死刑保留的最大理由已明显不合时宜。诚然，从奴隶社会野蛮的同态复仇，直至今日我们宣扬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刑罚已从“报复”转向“报应”为目的。前者强调对违法者个人的制裁，是“刑罚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的等同与对称”②；后者强调对社会大众的预防监督，是“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比对称③”。报应论已成为死刑保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报应可谓社会对于犯罪人为恶的反应，以刑罚来报应犯罪，因刑罚的痛苦来平衡犯罪的恶害，一方面可以实现正义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伦理的力量，以建立社会赖以生存的法的秩序。④”但是，无论报应论多么完美，只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非死刑的正当性。因为目的正当并不一定表示手段的正当。况且报应犯罪的途径不只死刑一种，无期徒刑同样可以达到报应犯罪的目的。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必须的，符合报应论，但死刑犹如“过犹不及”，除了满足受害人的私愤外毫无意义。
当然，有些学者强调报应的“等价性”，即犯罪者失去的利益应不小于所侵害的利益，以此论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如若以此为据，一味强调报应的“等价”，那么现在的自由刑似乎只使用于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强奸犯是否必须处以宫刑？诈骗犯是否只需交纳罚金？很明显，与同态复仇相比，等价报应论确实进步了许多，但在一个文明与人道的社会中，“杀人偿命”仍是落后与野蛮的标志。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等价报应”所提倡的“不小于”常被理解为“大于”而非“等于”。我国对经济类犯罪仍保留死刑就是最好的例证。退一步来说，对一些诸如杀人罪的自然犯而言，死刑似乎是等价的报应，但其实质是以一个家庭的痛苦来换取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结果是两个家庭的悲哀。这里的“等价”是心理痛苦程度的等价，而非刑罚轻重的等价。其结果往往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文明社会？
黑格尔从社会契约论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等价报应论”。他说：“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的理性的存在。⑤”按照他的说法，死刑是犯罪者自己的意愿，所有的痛苦是犯罪者自己选择所得。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推论是完美的。但从现实上看，很少有犯罪者完成犯罪行为后等待就擒，绝大部分都尽其所能逃脱执法人员的追捕。也就是说，犯罪者即便知道自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犯罪时无一不寄希望于逃脱这种制裁。因为时效制度的存在，只要脱逃成功，到时便可逍遥法外。刑罚的不必然性，成为犯罪分子的赌注。他的“理性的存在”就是钻法律的空子，而非甘愿接受刑罚的处罚。由此，黑格尔的说法仅是破案率为100%的理想社会的推论，只要刑罚存在不必然性或不及时性，逃脱法律制裁永远是犯罪者的自由意志。刑罚的不必然性越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就越大——即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刑法到达的必然性成反比，而后者与执法机关的尽职与否有直接联系。因此可以推论：犯罪分子所接受刑罚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执法机关破案率的高低。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破案率低的地区，一旦抓获犯罪分子，便希望通过最严厉的刑罚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却可能因当地破案率的不同遭受“生”与“死”的差别待遇。犯罪者的生命成为树立司法权威的代价，这种“代价”违背社会契约论的平等与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更违背法律正义的终极价值。
在报应论的基础上，以史蒂芬、加洛法罗为代表的死刑保留论者提出“预防论”作为保留死刑的最大理由。笔者认为预防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情况下，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远远高于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逃避，是人类的本能与天性。因为恐惧程度看似与威慑力成正比，因此得出结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暂且不论这样的三段论推理是否必然成立，事实告诉我们：“严打”以来，适用死刑的人数增多，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增多，而重大刑事犯罪仍呈有增无减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明太祖朱元璋“欲杀尽天下之贪官，奈何朝杀而暮犯！”。死刑所谓的“最大威慑力”只是学者的推论，在事实面前，这种威慑力不断弱化。对于那些义愤杀人，或为信仰而犯罪的人而言，死刑的威慑力毫无价值可言。退一步来讲，200多年来无数学者为了回答死刑与无期徒刑相比，威慑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直至今日，仍没有权威机构能够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既然我们无法证明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那么死刑的存在无合理性可言。同时，死刑的威慑力一旦没能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这种威慑力往往成为其他犯罪行。为的诱因。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后，因惧怕死刑杀人灭口的例子不在少数——这是死刑无法推卸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成为犯罪分子杀人的帮凶。
“死刑限制论”相比“死刑保留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但它仍然有悖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精神。死刑是野蛮之刑，是践踏人权之刑。其野蛮与残酷不仅体现在行刑的一刹那，恐惧与绝望从判决开始便在死刑犯心中扎下了根，悲哀与无奈从判决开始便与死刑犯的家庭如影相随，更可怕的是，它们不会随着行刑的结束而消失。死刑对于心灵与精神上的折磨远比加在肉体上的痛苦来的大。肉体的痛苦是暂时的，只须一人承受，而精神的折磨却须由无辜的家属来承受，并且永生难以磨灭。死刑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为手段，使犯罪者完全丧失了人格权，即完全否认了他人为人的权利。而无期徒刑至少保留了犯罪分子的人格权。因为死刑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刑罚，所以无论“死刑限制论”限制的多么严密，都始终违背人道主义的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判处死刑，就是违背了“罪刑相当原则”。其实不然。罪刑相当原则要求的是“罪”与“刑”在惩罚程度上阶梯形的对应，对于最严重的犯罪只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就符合该原则的要求。一旦废除了死刑，无期徒刑就成为最严厉的刑罚，将最严厉的刑罚分配于最严重的犯罪，完全符合罪刑相当原则，更符合“分配的正义”这一法的最终理念。

三
综上，笔者认为死刑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实际废除死刑，无期徒刑成为最严厉的刑罚，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从无期徒刑减刑至有期徒刑20年的条件，适当提高无期徒刑的威慑力。我国虽然有无期徒刑这一档刑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期徒刑“有期化”已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大部分群众无法接受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经历了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后活跃于社会中的事实。本着既保护犯罪者的利益，又要适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感情的原则，笔者认为严格限制无期徒刑减刑的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些学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指出：无期徒刑消耗的国家财政远比执行死刑的成本高出许多，以此论证死刑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刑罚。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已步入二十一世纪，将人的价值与经济利益权衡的观念早已为人道主义所摒弃。人的生命的价值重于整个地球的价值。国家如果出于纯经济利益的目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这样的社会是极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长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从未给人道主义提供萌芽的机会，人文关怀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得到重视。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从小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入手，在部分地区尝试从实践中不执行死刑，这种尝试从经济犯罪领域内开始最为合适。我国目前无法完全废除死刑，不仅因为经济的原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滞后，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思考明显少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讨。中国废除死刑之路，到了迈出坚定的第一步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春洗、张庆方：《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现状和中国的死刑问题》。
②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③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④参见杨世云、窦希琨著：《比较监狱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⑤参见（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157页
⑥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论执行异议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其重构

张洪军


一、执行异议的构成要件和审查处理
执行异议是指在执行程序进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独立的实体权利，要求排除人民法院对特定标的的强制执行。设立执行异议制度的目的在于为案外人提供救济和保护，纠正人民法院可能出现的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因此执行异议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执行救济制度。我国民诉法第208条对执行异议的提起和处理作了专门规定。依该条规定及执行异议理论，执行异议的成立必须具备四个要件：一是提起执行异议的主体必须是案外人。案外人认为法院强制执行措施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才可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不能提出执行异议。二是执行异议的事由必须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独立的实体权利，案外人与执行标的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可以是物权也可以是债权。三是案外人必须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执行员提出并提供相应证据。四是执行异议必须于执行程序开始后结束前提出。
根据案外人异议理由是否成立，民诉法规定了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对异议理由不成立的以通知书的形式驳回，二是对异议成立的，报院长批准中止执行，但中止执行仅限于案外人提出异议部分的财产范围。执行员审查异议时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报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二、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缺陷
民诉法虽然对执行异议的提起和处理作了专条规定，但过于原则笼统，同时现行执行异议制度违背民诉法的基本原则，立法上存有重大缺陷。
（一）具体操作程序上的缺陷即适用上的缺陷
1、举证责任负担不明确，人民法院过多地承担了调查取证责任，没有与审判过程中举证责任原则相衔接，导致执行成本扩大，执行效率降低。2、提出异议的范围和时间界定不明确。执行标的分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财物、行为和执行机构在执行程序中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标的物，而现行制度未就案外人对两类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加以区分，由此导致人民法院受理和处理上的困难，如整个执行程序尚未终结，而人民法院对某一特定标的物执行结束，案外人能否再对该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现行法律未能解决。3、被通知履行债务的到期债权，第三人提出异议的性质不明确。最高法院贯彻民诉法意见第300条创设了代位执行制度，但第三人提出异议是绝对性异议还是相对性异议，司法解释未作规定。由此导致执行实践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只要第三人提出异议即停止执行，一种是积极审查后再决定是否执行。4、审查时间没有限制，审查期间是否继续执行没有准则，对经审查后驳回的异议，案外人再次、多次对同一执行标的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否受理审查也没有法律遵循。5、以中止执行的方式处理合理异议不妥当。案外人对执行程序中法院不当采取执行措施的标的物提出异议，执行机构应当放弃、终止执行，而不应是暂时性的中止执行，案外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标的提出有理由异议的，如果先裁定中止执行，再交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则颠倒了中止执行程序与再审程序的先后关系，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后裁定中止原判执行，裁定由院长署名，如果对这类案件由执行庭下裁定显然是越俎代庖。6、执行异议制度对案外人救济不彻底，同时对妨害执行行为缺少制裁措施。民诉法规定案外人异议成立的执行机构中止执行，未能解决案外人因执行侵害所受损失的赔偿问题，如错误查封扣押营运车辆造成损失赔偿，对特定标的物执行结束后，返还案外人标的物还是赔偿标的物价款，均没有具体操作办法。对案外人提出异议经审查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民诉法规定按再审程序处理，但在再审程序中如何保护案外人利益，案外人能否参加诉讼，参加诉讼又处于何种诉讼地位，再审判决，裁定能否直接确认、支持案外人的请求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执行异议的立法本意是赋予案外人救济权，免受非法强制力的侵害，但实际上许多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利用提出异议达到拖延、阻挠、逃避执行的目的。对此司法权显得十分软弱，人民法院或者不欲追究或者无法追究，仅以驳回异议置之。
（二）立法结构、立法内容上的重大缺陷
我国执行异议制度的实质于保护案外人的实体权利，排除不当的强制执行，因而属于实体的救济方法，民诉法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实体权利主张由执行员审查处理，执行机构的决定具有终局效力，从这些特点中可以分析出现行执行异议制度存有以下重大立法缺陷。1、由执行机构审查处理案外人实体异议，赋予执行决定（通知或裁定）终局效力，剥夺了当事人诉权，违背了民事诉讼两审终审、审执分立的基本原则。案外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异议属于实体权利的争议，有独立的诉讼请示和理由，完全符合诉的构成要件，应当通过普通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案外人对判决裁定不服可以提起上诉，执行机构无权对实体法律关系加以裁判，如果由执行机构审查干预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并赋予干预结果既判力，必然造成审判程序混乱，侵害案外人诉权与民事权利，并最终导致执行异议救济制度形同虚设。2、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结构上缺乏程序上的救济方法，没有赋予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对程序事项的异议权，在异议制度上体现出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态度，致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救济无门，如执行机构怠于执行，为结案任意中止执行，强迫申请人放弃利息请求，不予执行迟延履行利息，侵害了申请人的利益；执行机构未经合法程序处理执行标的物，对标的物定价折价过低，执行债务人必需的生活费用等侵害了被执行人的利益，而对此执行当事人无法通过法定的程序救济，只能求助于信访渠道。3、现行制度未赋予被执行人实体救济异议权，这是立法者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执行程序进行中，执行当事人仍然可以对自己的实体权力、诉讼权力进行处分，执行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和解，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可能产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标的请求减免或延期执行的效力，如果执行机构仍继续按法律文书执行将会侵害被执行人的利益，如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第三人达成债权让与、或债务转移协议，可以消灭申请人的请示权；一般保证合同纠纷的保证人可以对申请人行使先诉抗辩权达到迟延执行的目的，因此赋予被执行人实体异议权完全必要。有的同志认为被执行人可以通过再审程序获得救济，因而没必要允许被执行人提出执行实体异议，笔者认为二者不能混同，根本区别在于被执行人实体异议并非认为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出现当事人处分行为使生效法律文书内容发生实际变化，被执行人针对的是申请人的请求权而非判决裁定。
三、执行异议制度的补救与重构
对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修订应分两步走，一是维持现状，对具体适用程序问题以司法解释方式补救，二是在条件成熟时，以立法重构异议救济制度。
（一）补救
1、确立案外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则，人民法院不负调查取证义务，只负责审核证据，对证据的审核应该适用模拟开庭法，由案外人提供证人、书证，承担异议产生的费用，申请执行人可以质证，被执行人不论同意申请人还是案外人的主张也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2、区分对生效法律文书和对强制执行措施提出的异议，正确受理、处理异议。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标的存有异议，在全部执行程序终结前任何阶段都可以提出，在处理上，异议成立时应交审判监督程序，按再审程序裁定中止执行。对强制执行措施的异议，应于对特定标的物执行结束前提出，否则不予受理，对异议成立的裁定停止执行或终止执行，将特定标的物恢复原状，以上两种情况执行结束后，案外人异议未获支持的，可以另行起诉申请权利人求偿。3、对到期债权第三人提出的异议应定性为绝对异议，但允许存在例外。即生效法律文书已确定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债权，债务人尚未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排除第三人异议并对第三人实施强制执行。在其他情况下，第三人一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放弃审查和执行，但为了防止第三人逃避责任，申请人可以代被执行人对第三人提起代位诉讼，待判决确定后，根据判决认定的到期债权是否成立再确定对第三人是否实施强制执行。4、因案外人提出异议引起的再审程序应当正确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对案外人应否参加再审程序，处于何种诉讼地位，争议颇大，笔者认为对案外人的保护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再审撤销原审生效判决，驳回原胜诉者请求案外人另行起诉原审当事人；第二种是再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案外人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诉讼，这两种处理方式是基于有独立请示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特点而采取的，案外人是否参加再审程序及所处诉讼地位不能一概而论。5、设立执行异议担保制度，命令案外人提出异议时提供财物质押担保，一方面法院可以在审查期间停止执行，另一方面可以有力地制裁恶意异议人。
（二）重构
对执行异议制度的立法重构，可以参照、借鉴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立法，将执行异议救济分为程序上的救济和实体上的救济，或称为执行异议和异议之诉。
1、执行异议。即程序上的救济方法，用于解决程序事项。其法律特征或构成条件如下：一是提出主体限于执行当事人（即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和利害关系人（即案外人）。二是异议的范围限于执行机构的决定，办案程序和方法，异议的请求分为积极救济与消极救济，积极救济即申请执行人请求执行机构为一定行为，如请求查封被执行人财务帐目，冻结银行存款，消极救济即被执行人或案外第三人请求执行机构更正或撤销已为的执行行为，如被执行人认为拍卖底价太低或未经拍卖即作价抵债违反程序，即可请求更正。三是异议于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机构提出，由执行机构对程序事项作出裁决，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对裁定可申请复议一次。异议成立的，根据请求性质，执行机构积极作为或撤销，更正原处分行为。2、异议之诉。指异议人对申请执行人的请求存有实体上的争议，要求对争议实体权利义务进行裁判，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救济方法。根据异议主体不同，可分为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
A：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构成和处理。第一、诉讼的当事人原告为被执行人，被告为申请执行人。第二、诉讼的理由为消灭或防碍申请人请求，消灭理由如债务，消灭提存等，防碍理由如申请人同意延期履行，和解协议正在履行之中，被执行人享有先诉抗辩权，由于该诉讼以消灭或变更某种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按诉的理论，该诉讼的性质应定性为形成之诉。第三、必须在整个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相关审判庭提出。否则不予受理，对执行中已经结束的执行部分不能提出异议之拆，但异议人可另行起诉申请人要求损害赔偿或返还不当得利。第四、在处理上，异议之诉不合法的裁定驳回，起诉请求无充分证据理由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异议之诉成立的，对消灭请求，判决债权人不得再凭借执行根据主张强制执行，对妨碍请求，判决宣告在一定条件下或期限内，债权人不得主张强制执行。
B：第三人异议之诉的构成和处理。第一、诉讼的当事人，原告为与特定执行标的物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案外人），被告为申请执行人，如果被执行人也否认第三人请求，则第三人可同时起诉被执行人。第二、诉讼的理由是第三人对特定执行标的物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最典型的如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抵押权、留置权、共有权。由于该诉讼是以请求法院确认权属、权利，以排除执行为目的，因此其诉的性质应定性为确认之诉。第三、必须于对特定标的物执行结束前向执行法院相关审判庭提出，异议提出后不具有阻止继续执行的效力，但可以提供担保暂缓执行，对特定标的物执行结束后起诉的，不予受理，在异议之诉审理中，执行结束的，第三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返还财物或损害赔偿。第四、在处理上，诉讼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诉讼成立的，应当判决确认第三人所享有的实体权利，审判庭或第三人将生效判决书交执行机构，执行机构据此撤销对特定标的物的强制执行，如解除查封、扣押、冻结。
对于债务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所作的各类裁决，应当允许当事人上诉，但为避免欠拖不决，造成诉累，可设立特殊的审限，规定一审收到异议之诉后十五日内审结，二审收案后一个月内审结。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