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监视居住的法律缺陷及其立法完善
陈思旺
监视居住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或指定的居所，并对其行动加以监视，并保证随传随到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该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妨碍刑事诉讼，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其手段是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区域适当限制。它是一种强制强度界于取保候审和刑事拘留之间的强制措施。这项强制措施在打击犯罪、维护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然而，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以及执法上的偏差，监视居住在适用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了这项措施的顺利实施，。当前,随着监视居住措施的普遍使用,如何完善监视居住制度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和解决。
监视居住在立法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适用对象不统一
目前，有关监视居住适用对象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但三者对关于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却不尽相同，这势必影响法律的严肃性。
《刑事诉讼法》关于监视居住适用对象有二：（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１９９８〕２３号 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９日）关于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有三：（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三）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8年5月14日第35号公安部令）关于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则有七：（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三）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四）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五）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六）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的；（七）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从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章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法律的《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规定仅有二种情形，而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司法解释增加了第三种适用对象，这也无可厚非，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作为部门规章却把监视适用对象扩宽为
七种情形，这与《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相违背，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作出相应的规定。所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关于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规定显然有不妥之处。
二、规定内容前后矛盾
其一、关于监视居住的期限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为六个月，这六个月是指公、检、法三机关监视居住的期限总和，并不是每一个执法机关的最长期限。但目前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和规定，却有指每一个机关各自有权使用最长期限之嫌，这样监视居住的最长期限则为十八个月。如第七十五条：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对于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当依法对被告人重新办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手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重新计算。这样规定明显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为六个月前后矛盾，这样使司法实践者陷入执法尴尬，也极易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其二、关于被监视居住对象脱逃转捕的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第九十四条与第九十九条的前后矛盾。第九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监视居住。而第九十九条却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在监视居住期间逃跑的公安机关应当提请批准逮捕。而目前我国刑法尚未规定在被监视居住期间脱逃的应负刑事责任，当上述三种情形的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在监视居住期间逃跑的，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条件是什么，检察院以又凭什么批准逮捕呢？这是很明显的罗辑错误。另外，刑事诉讼法的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中“情节严重”也另人费解。
三、适用范围与取保候审没有严格区分
《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关于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均是相同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六条 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固定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各自的适用范围，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会出现混乱，同样的情况有的适用了取保候审，有的则适用了监视居住。然而，监视居住在强制强度、监控措施等方面均与取保候审有较大的区别，要是在同样的情况下随意选择不同的强制措施则会造成对被监视居住对象人身自由权利的侵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本应与犯罪的轻重及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但正是因为立法上没有明确固定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各自的适用范围，出现办案单位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随意选择这两种不同的强制措施，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没有保证金，又无法提供保证人时才免为其难地使用监视居住。
四、缺乏相应保障条款
监视居住作为一种强制强度界于取保候审和刑事拘留之间的强制措施，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前处于不被羁押状态，但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以保证其随传随到的强制手段，但综观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却没有就如何何使用这一强制措施制定相应的条款，或者说条款过于简陋，无法保障该强制措施有效实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七条应当遵守的规定时，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的相关法律条款。这先天性的不足，易使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监视居住期间肆意脱逃而不受法律惩处，无疑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则成了其规避法律的“帮凶”。二、办案机关在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七条应当遵守的规定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约束相对人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仅作了可逮捕法办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常有以上所述的情形而无法呈捕却不知如何去解决，也无法解决。当使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监视居住期间肆意脱逃时，只能感慨自己监控不力，特别是对经刑拘后因逮捕证据不足转监视居住而脱逃的流窜作案嫌疑人，根本无法开展继续侦查，就算花大力气把人重新抓回，也只限于重新监控而不能变更强制措施。基于此因，办案单位往往不愿做无用之功，到监视居住期满时写一“办案说明”解除监视居住而了事。正是由于监视居住的适用性差，导致一些办案单位不愿意使用，甚至对暴力犯罪或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也违反规定采用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三、没有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的法律规定。如办案机关超期或违反违指定执行场所进行监视居住的，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向哪个机关申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机益？违法办案人员又该负何法律责任？现行法律、法规均无具体规定。且1991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对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行为不服提起诉讼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电话答复 ， 已明确监视居住不属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所列行为，公民对此不服坚持起诉，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至于公安机关违反相关规定进行监视居住的，可向上级公安部门及有关单位反映。这种只能“反映”的渠道不利于保护被监视居住对象的人身自由权利。
五、关于监视居住实施的法律条文简陋，可操性差
一是关于执行场所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中“住处”和“居所”的外延界定到底是理解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居住的“市县”，还是将其仅理解为居住的庭院或居住的房屋，因现行的法律、法规尚未作出严格规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若按《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八条对“固定住处”“居所”的定义执行的话，那监视居住则成了变相的刑事拘留。另外，对犯罪嫌疑人指定居所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八条有作规定，但忽视了犯罪嫌疑人通常都是流窜人员，有的被抓时已是身无分文，这样“指定”就成了“没定”，且办案单位也不大愿意把流窜的犯罪嫌疑人留在本辖区，一些办案单位索性来个“没有监视居住条件”而直接放人，这极不利于刑事案件的侦破。
二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四条第五、七项，只规定对检察院不捕、不诉需要复议、复核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视居住，却没有规定若检察院作出了最终决定后公安机关是否继续还是解除监视居住，致使有的办案单位对检察院认定为不构成犯罪不捕或罪行轻微不诉的，也自认为有继续侦查的必要而不及时解除监视居住，消极地等到期限届满才解除。
三是具体执行问题：1、没有就监控措施作出具体规定，对被监视居住对象进行监控的程度如何，负有执行职责的公安机关在监视居住期间，到底可以做那些具体工作，是否可以以使用一些秘密侦查手段，如监听如何使用，使用对其同住人自由权造成侵害又怎么解决等。又如监视居住对象不得会见同住人及其骋请的律师以外的人，执行机关又该如何监控？现行的法律、法规均未祥细的规定。目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根据案情需要可以暂扣其身份证、机动车（船）驾驶证件”。我们姑且不论该规定是否有扩大解释之嫌，但在中国身份证件使用率低的情况下，扣押了身份证也难起真正的监控作用。2、执行机关的责任不明确。作出监视居住决定后，办案单位把法律文书送给执行派出所就基本完事，导致监而不审，监而不侦问题普遍存在，最多每个月只例行公事的做一份讯问笔录，对被监视居住对象的行为及表现不撑握，而派出所对被监视居住人的案情不了解，往往只限于知道本辖区有其人，由于事务繁忙而疏于监控。这样既不利于对案件的侦查，而且一旦出现脱逃或其他违规行为，就不知追究何人的责任。
六、没有对特别对象作出特别规定
当前，我国实践中出现以“双规双指”替代侦查行为的怪现象。可以说这是变相的监视居住， 其实质是非侦查机关在行使侦查机关的权力，有时甚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也参与其中，究其原因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五种措施是满足不了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对一些位高权重的高官进行职务犯罪的在刑事强制措施上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在法制社会中出现这种党政行为代替司法行为的现象亟待解决。
监视居住立法完善的建议
正因为监视居住立法的滞后，导致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适用性极差，对被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打击处理率低。为了正确适用这项强制措施，更好地发挥其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必须对症下药，完善立法。
一、从立法上统一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
为了避免监视居住对象随意扩大，保障法律的严肃性，我们应该修订《刑事诉讼法》，祥细列明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排除立法前后矛盾的罗辑错误，并建议明确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两种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 不能把监视居住视为取保候审的一种特殊形式，以免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同样的情况有的适用了取保候审，有的则适用了监视居住。 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监视居住的作用。
二、在立法上规定被监视居住人在监视居住期间违规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监视居住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足够的法律约束力的情况，建议参照外国的保释制度，英国《1976年保释法》规定：被保释期间，被保释人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到庭，除没收保释金以外，还可以逮捕被保释人，以潜逃罪论。修订《刑法》，规定被监视居住人在监视居住期间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等违反规定行为相应的刑事责任。增强监视居住的法律约束力，使被监视居住人自觉遵守有关的规定，变被动为主动。
三、在立法上完善实施监视居住的保障制度。
针对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关于具体实施监视居住的条款简陋，可操性差的情况，建议由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制定《关于适用监视居住措施的若于规定》，就监视居住执行中的具体细节作出祥细的规定。一要明确规定执行单位、办案单位在监视居住期间的职责权限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派出所内设立专职的强势执行监控组，配备专人负责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管制、拘役、监外执行等工作。二要明确规定可使用的监控手段有哪些；三要明确界定“住处”“居所”的空间范围，特别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的具体做法。
四、在立法上规定对职务犯罪嫌疑人适用特别的监视居住程序。
法律明确规定“党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当前的“双规双指”明显是非法制行为。针对当前侦查职务犯罪实际情况，建议改革现有监视居住措施，将其分为一般的监视居住措施和特殊的监视居住措施，对高官的职务犯罪可规定远离特定地方实行监视居住，且监视居住的期间，一般以十五天为宜。从而使“双规双指”法制化。
五、在立法上明确被监视居住人的维权事项。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或羁押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根据这一规定，许多国家建立了人身保护令制度，给予被羁押者提出异议、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并由法院最终决定是否羁押。这是我国未来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审前的羁押强制措施将受严格限制，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的强制措施将在侦查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监视居住措施亟待完善。为了保障监视居住的正确实施，有学者提出要实行司法令状主义原则，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必须经过司法机关或者司法官员的审查与批准。这一观点笔者不敢敢苟同，因为令状主义原则的实行的前提必须是司法权的完全独立，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不具有此条件，况且公、检、法三机关均有各自的办案范畴。我们应当从立法上完善被监视居住人的司法救济措施，一方面强化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作用，明确检察院为监视居住的申诉受理机关，另一方应赋予被监视居住人对指定监视居所和监视方法不当提出申诉的权，同时还要明确规定办案责任人违法使用监视居住的法律责任。为监视居住的正确实施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陕西省森林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陕西省人大
陕西省森林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陕西省人大
（1982年1月4日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森林保护
第三章 森林管理
第四章 造林育林
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森林，发展林业，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爱林护林，植树造林，是全省人民的光荣义务和权利。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人民群众进行爱林护林的宣传教育，动员全省人民保护森林，发展林业。
第三条 森林资源包括林木、竹子、林地以及林区范围内的野生植物、动物。
森林按不同效益划分为：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
第四条 森林属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社员在房前屋后、自留山和生产队划定的地方种植的树木，永远归社员所有，允许继承。
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在自己用地和当地政府划定的地方种植的林木，归种植单位所有。
国家、集体、个人以及其他部门、单位的林木，经过清理登记，明确权属，由县或者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保障林木所有权不受侵犯。不准将国有林划给集体和非林业单位，不准将集体林划给个人，不准侵占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林木。
第五条 林业建设必须执行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加强森林保护，大力植树造林，积极抚育改造，合理采伐利用。
第二章 森林保护
第六条 根据森林状况，划定林区县和林区社、队，作为重点保护地区。
林区县由省人民政府划定；林区社由地区行署（市人民政府）划定；林区队由县人民政府划定。
林区县和林区社、队实行以林为主，全面发展的方针。各级人民政府要合理安排林区县和林区社、队的粮食购销任务。
第七条 各级林业行政部门主管本地区的林业建设事业。充实健全林业工作站，根据需要建立林业工作分站和森林病虫害防治站。
省、地区（市）和森林面积较大的县，应当建立有林业、公安等有关部门参加的护林防火指挥机构；建立健全林业公安、检察、法院机构。
行政区交界的林区，建立护林联防组织。通往林区的山口要道，由县人民政府设立护林检查站。
人民公社根据需要配备林业专职干部。
第八条 国营林业局、林场和林区社、队，应当建立群众性的基层护林组织，订立护林制度和护林公约；划定护林责任区，配备专职或兼职护林人员。
护林人员的主要职责：
（一）宣传护林政策；
（二）进行巡山检查；
（三）制止一切可能引起破坏森林的行为。
第九条 严禁毁林开荒，禁止陡坡开荒。已经垦种的，必须限期停耕还林。
第十条 严禁乱砍滥伐森林、树木。
林权有争议的，在纠纷解决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准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军事禁区和秦岭、巴山、关山、乔山、黄龙山五大山系主梁两侧各一公里范围内的森林，禁止采伐。
五大山系主梁两侧一公里以外的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名胜古迹林、环境保护林、科学试验林以及公路、铁路、河流和渠道两侧的护路、护岸、护渠林木，只许抚育采伐、卫生采伐和更新采伐，不得皆伐。
第十一条 林业管理单位要在林区修建护林防火设施，做好森林火灾预测预报，防止森林火灾，保障森林安全。
每年十一月至翌年五月底，为森林防火期。防火期内，必须加强火源管理，严格控制用火。
在林区进行生产需要用火的，必须经林业管理单位批准。
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政府必须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扑救。驻军和有关部门要主动配合，大力支援。
第十二条 各级林业行政部门和国营林业局、林场，要做好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综合防治以及林木种苗检疫工作，防止危险性的病虫害传播和蔓延。
第十三条 在珍贵、稀有动物和植物的生长繁殖地区，由省人民政府划定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管理。未经管理单位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自然保护区从事生产和狩猎活动。
国家规定的保护动物，必须严加管护，不得任意猎捕。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狩猎，不得使用危害人畜安全和破坏动物资源的狩猎工具和方法。
严禁砍挖古老、珍贵、稀有的树木、植物。
第三章 森林管理
第十四条 国有林按山脉、水系和森林分布情况，设立国营林业局、林场，实行分级管理，建立严格的森林管护和生产责任制。国营林业局、林场的建立、撤销、合并和改变其经营区界，按规定报批。
未建立国营林场的国有林，由县林业行政部门设立管护站。零星小片的国有林，可委托社、队管护，签订合同，林权不变，收益分成。
国营林业局、林场根据需要，组织林区社、队参加各项林业生产活动，付给合理报酬。居住在国有林区而没有集体林的社、队，国营林场要在生产、生活用材方面予以照顾。
第十五条 集体所有的林木，建立社队林场、专业队或包到户、包到劳，负责经营管理，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耕地上的零星树木，可以包给社员经营。
第十六条 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量。以国营林业局或林场、林区公社为单位计算，用材林的年采伐量，不得超过年生长量。全省木材生产计划，由省人民政府下达，各级不得层层加码，不准计划外采伐。
国有林的采伐，由国营林业局、林场根据国家计划，制定采伐作业设计，分别报省、地区（市）林业行政部门审批。社队集体和部门、单位采伐自有林木，要提出计划，报县（市、区）林业行政部门审批，发给采伐证。
第十七条 林区木材及半成品由林业部门统一经营管理，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进入林区采伐、收购和加工。
供销、轻工、外贸、社队企业等部门需要的柴、炭、木柄、木棍、沙柳、扫帚、竹子及大宗木竹制品、半成品，均应纳入计划，由林业部门负责组织生产，提供货源。
第十八条 严禁盗伐和非法贩运木材，严禁投机倒把活动。
第十九条 运输木材、竹子和木竹制品、半成品出县的，必须有县林业行政部门发给的运输证明；出省的，必须有省林业行政部门发给的运输证明。国家计划调拨的木材，凭批准的调拨计划、运输计划、供货合同运输出境。
第二十条 进入林区狩猎或从事林副业生产，由当地林业管理单位批准。进入林区的人员，必须遵守护林制度，不得毁坏林木，不得破坏资源。
国有林区的林副业生产，由林业部门统一管理。
第二十一条 建立林业基金制度。木材、竹子和林产品征收育林费，征收标准按国家规定执行。林副产品按实际消耗量征收，具体办法由省财政局、省林业局共同制定。
第四章 造林育林
第二十二条 实行全民义务植树。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十一岁的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至五棵，包栽包活，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它绿化任务。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限期绿化所属地区的宜林地和村旁、路旁、水旁、宅旁，实现《森林法（试行）》要求的森林覆盖面积和绿化任务。
铁路、交通、水利、农垦等部门，要营造护路、护岸、护田林。煤炭、造纸和其他以木材为原料的企业，要建立原料林基地。烧柴困难的地方，要发展薪炭林。
第二十四条 城市、集镇，应当把植树绿化作为市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发动群众种树、种草、种花，美化环境。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要带头绿化环境。
第二十五条 国营林业局、林场和社、队，在林木采伐后，应当以人工更新为主，于采伐当年或次年内及时更新。积极开展封山育林，进行次生林抚育改造和人工林抚育间伐，促进林木速生丰产，扩大森林资源。
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集体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林业行政部门给予表扬或奖励。
（一）连续三年以上无森林火灾，无乱砍滥伐，无毁林开荒的；
（二）在护林中同违法行为作斗争，扑救森林火灾，制止乱砍滥伐，事迹突出的；
（三）育苗造林，封山育林，抚育林木成绩显著的；
（四）在林业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中做出优异成绩的。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暂行办法的单位和个人，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毁坏“四旁”树木一棵要栽活三棵，或处以罚款。
（二）盗伐、滥伐、乱砍林木的，除追回木材外，并处以罚款；数量大，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烧毁森林、毁林开荒、毁林搞副业的，应分别情节，责令限期还林，赔偿损失，处以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四）乱捕滥猎国家规定的保护动物，破坏珍禽珍兽和其他野生动物资源的，砍挖古老、珍贵、稀有的植物的，根据情节，处以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五）无证运输木材，拒绝检查，殴打护林人员、木材检查人员的，根据情节，除扣留木材外，分别给予罚款，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六）非法贩运木材，投机倒把，情节较轻的，没收木材，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非法进入林区收购、加工木竹及林副产品的，根据情节，没收木竹及产品，处以罚款。
（八）国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贪污受贿，使森林遭受破坏的，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给予经济制裁、行政处分的，由林业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处理，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暂行办法授权省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市、县人民政府根据本暂行办法和实际需要，可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条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2年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