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商务部


商务部令2006年第21号 纺织品出口管理办法（暂行）



　　《纺织品出口管理办法》（暂行）已经商务部审议通过，并商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6年度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数量仍按《纺织品出口临时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5年第20号）执行。《纺织品出口临时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5年第20号）自2007年1月1日起废止。


部长： 薄熙来

二OO六年九月十八日



纺织品出口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条 为规范纺织品出口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商务部负责全国纺织品出口管理工作，并会同海关总署和质检总局制定并调整《纺织品出口临时管理商品目录》（以下简称《管理商品目录》）。

　　《管理商品目录》应以公告形式发布，内容包括涉及的产品类别及其税则号、涉及的国家或者地区、实施时间范围和许可总量等。

　　第三条 商务部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哈尔滨、长春、沈阳、南京、武汉、成都、广州、西安市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管理工作。

　　质检总局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临时授权上述部门负责《管理商品目录》所列纺织品的原产地证书签发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出口国指最终目的国（地区），加工贸易出口指实际报关出口国（地区）。有关转口贸易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一般贸易、易货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补偿贸易、进料加工、保税工厂和其他贸易方式的纺织品出口许可管理。

　　从境内区外进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场所且属于《管理商品目录》所列的纺织品，海关不验核许可证，待上述货物实际离境申报时，按照有关规定，对出口到实行纺织品临时出口管理的国家（地区）的，海关凭许可证办理验放手续。

　　《管理商品目录》所列的纺织品经出口监管仓库（出口配送型）出口的，海关在入仓环节验核许可证，并在许可证规定的有效期内（离境）出口至《管理商品目录》指定的国家（地区），不得留在境内。

　　第六条 《管理商品目录》所列的纺织品，实行临时出口管理制度。商务部授权许可证事务局统一管理、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的《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发证工作。发证机构名单、许可证样式和专用章由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另行公布。

　　第七条 对外贸易经营者（以下简称“经营者”）在出口《管理商品目录》所列的纺织品前，应当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办理临时出口许可审批手续，并申领许可证，凭许可证向海关办理报关验放手续。

　　第八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商品将列入《管理商品目录》。

　　（一）有关国家或地区对我实行限制的纺织产品；

　　（二）双边协议规定需要临时进行数量管理的纺织产品。

　　第九条 《管理商品目录》所列纺织品的临时出口许可数量，通过业绩分配、协议招标等方式配置到各经营者。具体类别和数量由商务部另行公布。

　　业绩分配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协议招标的具体规定，由商务部根据本办法另行公告。

　　如遇市场变化剧烈、出口许可数量使用率过低或出口秩序混乱等特殊情况，经纺织品出口行业商协会提议，商务部可采取本条第一款规定之外的临时性措施，以恢复正常的出口秩序。

　　第十条 经营者应按照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和环保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经营活动。

　　对经有关部门认定，未能依法履行劳动、安全和环保等义务的经营者，商务部可取消其按照本办法第九条获得的临时出口许可数量资格，并收回已获得的全部许可数量。

　　第十一条 业绩分配部分以相关商品出口实绩为依据，按照如下计算公式确定经营者海关出口实绩项下的临时出口许可可申请数量（以下简称可申请数量）。

　　S＝T×（70%×Q1/M1+30%×Q2/M2）

　　其中：

　　（一）S为经营者可申请数量；

　　（二）T为确定的全国临时出口许可总量；

　　（三）Q1为经营者对设限国家（地区）出口实绩, Q2为经营者（Q1≠0）除设限国家（地区）之外的对全球的出口实绩；

　　（四）M1为全国经营者对设限国家（地区）出口实绩，M2为全国经营者（Q1≠0）除设限国家（地区）之外的对全球的出口实绩；

　　（五）各类别商品的最低可申请数量由商务部另行公布。凡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可申请数量低于最低可申请数量的，经营者可申请数量为零；

　　（六）低于最低可申请数量的剩余数量按业绩优先的原则分完为止。

　　第十二条 商务部根据以下原则，确定经营者相关商品出口实绩：

　　（一）按照中国海关十位税则号项下的出口统计数据；

　　（二）统计时间范围为临时出口许可数量使用年度之前的12个月；

　　（三）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的出口实绩均按中国海关出口统计金额的100%计算；

　　（四）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实绩按中国海关出口统计金额的150%计算，中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的出口实绩按中国海关出口统计金额的130%计算；

　　（五）拥有多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控股公司的集团型企业，按照实际的经营者（按海关企业代码）数量进行统计，临时出口许可数量计入各经营者名下。

　　第十三条 商务部根据上述分配原则确定各经营者可申请的商品类别和数量，分批次以书面和电子形式下达至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并在商务部网站上公布。

　　第十四条 经营者应在商务部下达的可申领类别和数量范围内向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提出许可数量申请。

　　第十五条 自可申请数量下达之日起的15天内，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汇总本地区经营者的申请上报商务部并附电子数据。

　　在收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申请报告以及电子数据后15天内，商务部确定并下达全国各经营者临时出口许可的分配数量。

　　第十六条 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数量允许转让。转受让经营者可登陆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数量转受让平台（http:\\xk.ec.com.cn）直接操作，地区内转让也可由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做技术处理。受让经营者必须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在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并依法履行劳动、安全和环保等义务。

　　第十七条 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实行“一批一证”、“一关一证”，在公历年度内有效，有效期为6个月，逾期作废。

　　逾期未出口的，可以到原发证机构办理延期手续，最长延期不超过3个月。延期或更改许可证内容的，均应重新换发新证。

　　第十八条 获得临时出口许可数量的经营者在临时出口许可数量有效期内未能全部使用的，应于许可年度的9月30日前将剩余数量通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向商务部上交。

　　第十九条 经营者上交的、未申请和放弃的数量计入当年度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剩余数量。剩余总量由商务部按照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继续分配，并在不迟于许可年度结束前75天下达分配结果。

　　第二十条 获得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数量的经营者，在有效期内未使用量超过业绩分配量20%且小于等于30%并未按期上交的，商务部将在下一年度分配中按等比扣减。在有效期内未使用量超过业绩分配量30%并未按期上交的，商务部将在下一年度分配中按双倍扣减。

　　第二十一条 获得临时出口许可数量的经营者申领许可证时，应当如实填写《许可证申请表》，并加盖单位印章。网上申请的，应当如实填写相关电子表格并传送至相应的发证机构。

　　以书面形式或者通过网上申请的，经营者应当同时将相关出口合同复印件寄送至发证机构。

　　第二十二条 各发证机构应在收到内容正确且形式完备的许可数量有效申请后，按照商务部授权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下达的临时出口许可数量批准文件和相关电子数据，在3个工作日内签发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实行临时出口许可管理的商品，经营者在办理临时出口许可证后，应向质检总局授权的临时发证机构申领纺织品原产地证书。发证机构凭许可证签发纺织品原产地证书。

　　原产地证书与许可证的数量、金额等内容应完全一致。

　　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凭加盖纺织品许可证专用章的许可证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在有关进口国（地区）凭商务部电子数据和书面许可证及主管发证机构出具的原产地证验放通关。

　　第二十五条 海关在办理相关纺织品出口手续时，需验核加盖纺织品许可证专用章的许可证。对属法定检验出口的纺织品，海关还应凭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出境货物通关单》办理验放手续。

　　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对许可证实施电子联网核查。有关电子核查机制及相关验核管理办法另行公布。

　　第二十六条 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不得伪造和变造。凡伪造、变造出口许可批准文件或出口许可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及《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出口样品的，对于每批商品数量不超过50件（含50件、套、双、公斤或其它商品单位，不包括打、打双、打套、吨数量单位）的，可免领出口许可证；但属于进口国（地区）海关要求凭许可证放行的，经营者应在本企业可申请数量范围内向发证机构申领许可证。

　　第二十八条 赴国（境）外参展或者举办展览会的展品、展卖品的出口，参照《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办理；属于进口国（地区）海关要求凭许可证放行的，按照本办法相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经营者规避本办法的规定，将原产于中国的商品经第三国（地区）转口至《管理商品目录》规定的国家（地区）的，商务部将依法予以处罚，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一年内禁止该经营者从事所有与本办法相关的出口经营活动。

　　第三十条 除另有规定外，对许可证的签发、执法部门的调查、发证机构的核查，以及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发证机构和伪造、变造许可证的经营者的处罚，按照《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通过外发加工方式在内地加工且原产地非中国内地的纺织品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对“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风波”的法伦理学分析

梁剑兵 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


内容摘要：“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虽然尚未结束，但却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法制理论资源。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基本的政治和法律伦理规则必须同时合乎理性的正面和侧面，也必须具有合法性。在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之间，必须建立双向互动的价值追求整合平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国家应该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

关键词；国家意志，人民意志，伦理，法律，价值追求与整合

随着董建华先生宣布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二读押后”，发生在香港的“对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这样一个法案，在将来会不会得到港人的认可并且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笔者无法预测，也无意进行预测。笔者只是觉得，对这样一个也许对中国未来法制现代化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法伦理学不可以轻易的放过。我们必须从其中总结出一些有益于国家未来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理念和新思维，以便于大家先认可然而后认同之，为今后中国的立法提供出一些新的立法原则和初始规则，进而对国家和对人民均产生双重的教导意义，乃是法伦理学不可推卸的义务。笔者冒昧作如下归纳，企为引玉之砖。

首先：己欲，勿施于人。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能强迫他人喜欢。这种伦理规则得以成立的的大前提是：凡是自己喜欢的，他人也喜欢；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他人也不喜欢。用价值哲学的话来说，在价值评价标准相同的主体之间，该伦理规则是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合法的。但是，这规则如果实施于价值评价标准不相同的主体之间，则是不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喜欢吃狗肉的人，是不应该认为所有的其他人也和自己一样爱吃狗肉的！所以，在专制社会中所形成的这一伦理规则，是建立在“思想统一”的思想专制主义基础上的，因而不仅仅是片面的，甚至往往成为国家无视个体和他人价值的最合理解释工具。
在现代社会，该规则虽然因为其合乎理性的基本正面（例如狗肉不仅可食且对健康有益）而仍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国家将此规则的附随规则“己欲，则施于人”运用于价值追求不同的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国民，就会变成一种非法的伦理侵略。所以，我们应该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依照理性的多面性，对这一规则进行改造和补充，使之不仅仅合乎理性的正面，也合乎理性的侧面（例如豢养宠物狗的人在感情上拒绝将狗肉作为食物），进而增加其合法性。通俗的讲：国家喜欢的，民众如果不喜欢，国家就应该坚决的实施“己欲，勿施于人”主义！或者更坚决的建立一个与此规则相适应的附随规则“己所不欲，则施于己”，这其中的理性根据很简单：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必须接受人民意志为自己的最高意志，国家不能将国家本身的意志和人民意志完全等同起来，并且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国家意志代替人民意志。
其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向来有政治伦理上的民本主义传统，笔者也坚定不移的相信眼下作为国家化身的政府是民本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我们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就不难发现这一伦理传统的光辉。但是，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民本主义是建立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论基础上的。在古代国家看来，民众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但是民众也是愚昧无知的，尤其是当国家的价值追求和民众的价值追求发生矛盾的时候，民众往往成为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破坏者，最后也破坏了民众自己的价值追求。因此，古代国家必须将民众的价值追求统一到国家的价值追求之下，为实现这一目的，作为国家化身的君王或者政府就应该以“牧羊人”的身份自居，而民众就是“羊群”。“牧羊人”应该驱使着“羊群”去寻找甘美丰腴的水草，便是一切古代国家民本主义者的基本理想。
在现代社会，这种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追求不一致前提下的民本主义仍然是合乎客观理性的，因而也具有基本的合法性。比如国家追求国家安全，人民追求社会的自由稳定。而欲求社会稳定和自由，前提是国家安全的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以此客观理性为根据，进而推导出“人民追求的社会自由和稳定价值”应该服从“国家追求的国家安全价值”便是错误的。原因也很简单：“国家安全”和“人民自由稳定”相比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或者换一句话说：“国家安全”只是工具价值，而“人民自由和稳定”才是终极的目标价值。所以，法伦理学认为，必须对传统的民本主义伦理观念下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进行改造，使其具有以下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理解：（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如果民众喜欢自由和稳定，国家便应该舍弃自己的既定政策，用法律制度的基本程序来满足民众的愿望；如果民众盲目的认为国家的既定政策危害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只顾及眼前自由，却忽视了长远的国家安全对自由的保障作用，国家就应该在理性的原则下设法教育民众，使民众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如同股东与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关系。凡是民众追求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顺应民意制定政策并执行之；凡是民众反对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通过民主程序和舆论渠道了解民意，下情必须尽快上达，使国家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免得政府因不了解民意而盲目制定政策，进而损害政府的权威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使社会陷于混乱，人民失去自由和稳定。在以上的两个基本理解中，“（一）”表明的是政府对待民众的基本伦理规则；“（二）”表明的是民众对待政府的基本伦理规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
再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虽然在贤明政府的领导下，国家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符合人民意志的，但是仍然难免二者相互冲突的情形发生，这次“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便是这种意志冲突的一个实证。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意志符合人民意志的实证也发生在香港基本法领域内，那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这两个事件虽然很偶然的都发生在香港基本法的具体条文上，但是却具有截然不同的事件根源：前次事件错在人民，因为人民在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不严谨，致使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法律漏洞，没有完整表达人民意志，从而被企图破坏香港社会自由和稳定的势力所利用，所幸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广义上的政府）应香港政府的要求及时采取了立法措施，以国家的意志弥补和纠正了这一漏洞，保证了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后一个事件错在国家，在香港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比较多和人民生活困难的背景下，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不合时宜的推出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性极强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且有关具体条款的表述容易导致“后非典”时期比较敏感的香港社会的争议。所以国家的意志便被人民的意志所否定，其原因仍然是价值追求的不一致。人民追求的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纾解民困，稳定社会，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而国家则主要追求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制完善，虽然二者的立场都是合乎政治伦理的，但是，政府方面似乎颠倒了两种价值追求的相互关系。所幸的是，政府方面也很及时的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才发表声明宣布：“港府行政会议特别会议决定将《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押后恢复二读，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加强向市民解释修订案内容。” 从而为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奠定了法律立法程序意义上的保障
可以说，以上两个实证的事件都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最为珍贵的资源。因为，这两个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先例，为我们如何解决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不一致的问题，以及如何使用平等互动的机制在国家与人民之间整合价值追求问题，建立了一个极其具有法伦理价值的方法和技术平台，那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虽然是中国古代法家的学说，但是在今天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简单的说：（一）、以法为教。“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应该、也只能够以法律的方法（例如依法申请的集会游行和示威、被法律保障的舆论自由等）去说服和教育国家，使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化身——政府极其官吏时刻牢记将国家意志隶属在人民意志之下，以人民的价值追求为国家的价值追求的目的。（二）、以吏为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告诉我们：国家应该以从人民当中选拔上来的德才俱备且有政治远见的官吏为教师，去说服和教育人民不要盲从，而应该按照合乎现代法制伦理的法律制度和理性表达自己的意志，并且正确、科学和严谨的将人民意志表述在法律条文中。避免出现类似于纳粹德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以破坏社会自由和稳定为目的的“人民意志”。在这样的平台被建立并且转化为我们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后，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便指日可待了。

最后：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先哲老子从其自然主义哲学出发，在政治上极力推崇“无为而治”，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论断。但是，老子提倡“无为而治”的用意不是要求国家无所事事，而是反对国家意志的恣意忘为。所以，治理大国（并非“小国寡民”）如同煎炸小鱼儿一样，不可用“国家意志”的铲子去任意的搅动“人民意志”。所以，国家为政，以不扰民和不多事为原则。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特征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在香港的有关立法活动，是比较容易与香港社会的英国式自由和法制传统发生“过敏反应”的一件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社会里的秩序关系，打深处就有自然练就的一环扣一环的机制，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和政府虽然可以主观地发号施令乃至用暴力强制，但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有的秩序会顽强的抵抗从而造成法制和社会混乱，反而不利于国家意志的实现。国家应该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秩序自身的变化，人民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追求都会发生变化，当“安全重于自由”的价值理念被人民接受的时候，有关法案的通过便是自然而然的“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之时。而在这之前，国家应该下大力气做的事情就是：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并以此次事件为开端，为今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创立一些新的初始规则和法律实现方法，则国家和人民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