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市区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
丽水市区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丽政令〔2005〕39号
《丽水市区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二○○五年八月三日
丽水市区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和完善城镇廉租住房制度，保障市区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要，根据《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20号）及《浙江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省政府令第18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镇廉租住房是指政府在住房领域实施社会保障职能，向具有城镇非农常住居民户口的最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租金补贴或者以低廉租金配租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普通住宅。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丽水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各街道办事处辖区的廉租住房管理。
第四条 丽水市建设局(以下简称市建设局)负责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工作。
财政、民政、物价、审计、国土、税务、公安、房改等部门及莲都区政府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廉租住房保障的有关工作。
各街道办事处负责办理廉租住房保障的有关管理、服务工作。
第二章 资金和住房来源
第五条 廉租住房资金来源主要包括：
（一）市人民政府安排的廉租住房专项资金；
（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入中提留的廉租住房补充资金；
（三）社会捐赠的资金；
（四）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第六条 廉租住房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必须全部用于发放租金补贴、廉租住房的建设、购置和维修以及租金减免,不得挪用。
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依职责对廉租住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七条 市区配租住房的来源包括：
（一）调剂出来的公有住房;
（二）政府出资购置的廉租住房;
（三）政府出资兴建的廉租住房;
（四）社会捐赠的住房;
（五）其它渠道筹集的住房。
第三章 保障标准和方式
第八条 最低住房面积保障标准，按每户家庭住房面积36平方米计算，同时按人均住房面积12平方米计算。
第九条 廉租住房保障方式以发放住房租金补贴为主，实物配租、租金核减为辅。
（一）住房租金补贴，是指市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发放补贴，由其到市场上租赁住房。
（二）实物配租，是指市人民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直接提供住房，并按照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收取租金。
（三）租金核减，是指产权单位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现已承租公有住房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给予租金减免。
第十条 实物配租主要面向孤老、病残等特殊困难家庭及对社会有特殊贡献的老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烈士家庭。
第十一条 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由维修费、管理费二项因素构成；廉租住房租金补贴标准等于市场平均租金与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的差额；租金核减标准为公房租金与与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的差额。以上具体金额标准由市价格、财政主管部门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四章 申请与核准
第十二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户口条件：家庭成员具有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城镇常住居民户口且实际居住，并至少有一人取得本市市区城镇常住居民户口3年（含）以上，其他成员户口迁入须满一年。
（二）住房条件：家庭现有住房面积低于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最低住房面积保障标准。
（三）经济条件：取得民政部门核发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济金领取证》的家庭或市政府规定的其它经济困难家庭。
本办法所称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实际共同居住的子女、父母和其他有法定扶养、赡养、抚养关系的人员。
第十三条 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其现有住房面积按家庭成员拥有的下列住房面积认定：
（一）私有住房（房改房已上市出售的，原出售住房面积应当计算在内）；
（二）承租的公有住房中免缴租金或者应缴租金低于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的面积部分；
（三）待入住的拆迁安置房或经济适用房等；
（四）违章搭建的，经市有关职能部门处理后作保留使用的住房。
第十四条 廉租住房申请程序。
（一）时间：
每年的4月、10月为统一集中受理廉租住房申请时间。
（二）申请：
申请家庭推荐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申请人，向户口所在街道办事处领取《丽水市市区廉租住房配租申请表》，如实填报家庭的基本情况，并提交下列材料：
1．家庭全部实际居住人口的身份证明和户籍证明；
2．提供民政部门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济金领取证》；
3．现住房情况证明材料（房屋所有权证、房屋租赁合同或借住证明等）；
4．孤老、残疾的申请家庭和老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烈士家庭应同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5．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三）初审：
街道办事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家庭的成员、收入等基本情况的调查与初审。对初审合格的，在申请人现居住地公布名单，征求群众意见。公布期为7天，公布期满后，将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相关材料报送市建设局。
（四）审核：
市建设局负责对申请人的住房情况及其提交的材料和街道办事处的初审意见进行审核，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五）公示：
对经审核符合享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由市建设局通过《丽水日报》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5天。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批准给予相应的廉租住房保障，同时发放《丽水市市区廉租住房租金配租资格证》或《丽水市市区廉租住房实物配租资格证》。
第十五条 给予廉租住房保障的住房面积，按申请人家庭现有住房面积低于最低住房面积保障标准的差额部分核定。
第十六条 对获得实物配租资格的家庭，根据其住房困难程度等实际情况及申请的先后顺序，结合当年廉租住房房源情况，进入轮候配租。
因房源不足，自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未安排廉租住房的家庭，可以自行到市场租赁住房。对其承租的住房按住房租金补贴标准发放租金补贴。
对已确定实物配租房源的对象，凭《丽水市市区廉租住房实物配租资格证》签订《丽水市廉租住房租赁合同》，并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第十七条 获得实物配租资格的家庭，已承租公有住房的，其承租的公有住房转为廉租住房予以配租。
获得住房租金补贴资格的家庭，已承租公有住房的，其承租的公有住房按租金核减标准予以核减租金。
获得实物配租和租金核减资格的家庭，所承租的公有住房面积超过最低住房面积保障标准部分的租金，按公有住房租金标准缴纳。
第十八条 享受住房租金补贴的家庭，自批准当月起发给租金补贴，每半年发放一次。享受住房租金补贴的家庭，其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住房租金补贴。
第十九条 为确保住房租金补贴专项用于缴纳获保障家庭的房租，享受住房租金补贴的家庭，从第二次领取补贴起，应同时提供有效的私房租赁凭证。廉租住房管理部门应对其租赁房屋进行核查。
第五章 管理与处罚
第二十条 市、区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和各街道办事处应当定期和不定期对获保障家庭的成员、收入、住房等基本情况进行核查，及时了解掌握其变动情况，并将核查结果书面通报市建设局。
获保障家庭的基本情况发生变化后，不再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其户主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0日内向市建设局报告。
第二十一条 市建设局应根据民政部门和各街道办事处的情况通报，及时组织复核。对获保障家庭的基本情况发生变化的，根据其变化情况，相应作出维持、变更或停止给予廉租住房保障的书面处理决定，同时说明理由。
对不再享受实物配租的家庭，自送达书面处理决定起3个月内腾退所承租的廉租住房。因确有正当理由无法按期退房的，经市建设局批准后，可延长退房期限，在此期间的房租按公有住房租金标准收取；逾期仍未退房的，按市场租金收取房租。
对不再享受住房租金补贴的家庭，自送达书面处理决定次月起停止发放住房租金补贴。
享受住房租金补贴的家庭自领取补贴之日起6个月内未落实租房的，作自动放弃廉租住房保障资格处理，停止发放住房租金补贴。
第二十二条 市建设局作出降低廉租住房保障水平或者停止给予廉租住房保障的决定前，应当充分听取获保障家庭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 廉租住房的承租人死亡或者外迁的，同户籍的家庭成员若符合廉租住房承租条件的，应当重新提出申请，经审查后，办理继续承 租手续。
第二十四条 承租家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收回其承租的廉租住房，追缴配租期间市场租金和廉租住房租金的差价，并撤销其配租资格，三年内不再受理廉租住房申请：
（一）未按时缴纳租金，经催缴后无正当理由拒不缴纳的；
（二）无正当理由闲置廉租住房达6个月以上的；
（三）将廉租住房转让、转租、出借或者用于违法活动的；
（四）擅自装修或者改变房屋结构，影响房屋使用安全的；
（五）违反廉租住房使用规定且情节严重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五条 因城市建设拆迁已承租的配租住房时，按照《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从事廉租住房保障管理的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监察机关依法责令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拒不批准给予廉租住房保障，或者对不符合条件的家庭批准给予廉租住房保障的；
（二）挪用、截留或者私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
（三）擅自改变最低住房面积保障标准、租金补贴金额标准或者廉租住房保障形式的；
（四）未履行规定的公布、公示、核查等职责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的行为。
对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国家利益损失的人员，应当同时责令其赔偿损失。
第二十七条 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廉租住房保障或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建设局给予警告，追缴其骗取的住房租金补贴、减免的租金或者收回廉租住房；对收回廉租住房的，责令其按当地公有住房租金标准补缴承租期间少缴的租金；对情节恶劣的，按照《浙江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处以罚款。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拒不退房的，由市建设局给予警告，依法收回廉租住房；情节恶劣的，按照《浙江省城镇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处以罚款。
第二十九条 承租家庭因违法或者不当使用造成廉租住房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 有关家庭认为廉租住房行政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在廉租住房保障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住房面积均按建筑面积计算。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摘要：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不断发展与壮大，但是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却少有“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争取地位法制化、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是非正规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试从宪政经济法学的视域下探求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
关键词：农村 非正规金融组织 宪政经济法学 法律规制
农村之金融关乎三农之全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壮大顺应了我国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利益需求。短短六年间，政策的大力扶持成就了时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蓬勃兴起，非正规农村金融有望由正规农村金融的“辅助”、“次要”和“补充”，发展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应正视，相关立法的空白以及配套机制的缺失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埋下了诸多隐患，亟需我们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深入强化“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宪政经济法学释义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概述
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相对于官方的正规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部门。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定义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有效监管范围之外，由市场主体自发创造，服务于正规金融难以有效满足其金融需求的市场主体的金融活动。[1]在我国，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经济二元结构的必然产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见于学术文献，被习惯性俗称为“民间金融”[2]、“体制外金融”等，笔者尝试性地将其概括为以下七类（见表一）。
表一：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及其法律状态一览表
主要类型 具体表现形式 规范化程度 法律状态
商业化银行 农村民营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民办信合 高 合法
小额信贷 扶贫贴息贷款、小额贷款公司、私人银行 高 合法
社会保障 保险公司 中 合法
民间自由借贷 个人或家庭之间自发的直接借贷、租赁 低 合法
社会性聚会 合会、摇会、台会、标会 低 未规制
民间集资 典当行、信托投资公司、股权投资机构 中 被抑制
其 他 农村合作基金会 中 政策性取缔
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学家爱德华•S•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一针见血的指明，金融抑制应该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体制性根源，主张打破政府当局进行金融抑制（行政抑制或税收抑制）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彻底改革金融体制，大力扶持农村金融组织，打破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通过金融机构多样化，把发展中国家不同层次的经济与金融结合起来，消除区域经济的两极分化，实现经济平衡增长。[3]因此，经济的发达水平越高，金融的组织结构越丰富，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也就越多样化，反过来又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无疑为我国统筹城乡中“乡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
（二）研究视域中的“破”与“立”
中国长期以来对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主要框限于制度经济与公共管理两种视角，缺乏关乎法律规制之强化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安排。有的学者甚至担忧“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有成为经济学奴隶的危险”。毕竟“在经济学那里，‘稀缺’和‘效用’是核心问题；而在法学那里，‘秩序’和‘正义’才是问题的核心。”[4]学界现有的研究主题却很少深入农村经济组织内部，而从法学意义上阐释农村经济组织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从立意上讲，本文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视角探求农村经济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的尝试可谓是有破有立，且又切合时宜。
在边缘经济学的视野中，宪政经济法学涵盖了经济学、政策性和法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关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法律规制与立法保障问题。第一，宪法与宪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宪政经济法可以看作是“私法公法化”的新型表现形式。日本学者美浓布达吉认为，公法关系不但在其权利义务的关系上和私法关系共通，即在权利义务的内容及种类上，公法和私法大部分亦是共通的。[5]理论与实践、公权与私权、现实阐释与未来预测的有机结合顺应了新的经济形式对新型法制的要求。第二，宪政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结合并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更应该是具体制度的结合才能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产生良性互动。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演进过程中，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效益”以及“利益最大化”，难免会走向以牺牲长远利益来获取眼前发展的罪恶深渊；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部门法对农村经济利益的个别规制，势必会导致城乡贫富差距以及社会分配关系的不公正、不均衡发展。而若从基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的综合视角整体把握，将农村金融中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的文化基础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方能实现我国城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层面，宪政经济法学的制度范畴非常广泛而立体，但笔者认为，农村金融问题主要与其中的财富配给制度相关。[6]首先，财富配给离不开国家的适度干预，服务型政府的善治是制度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国家运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进行的宏观调控，由此可知，完善农村金融立法体系，加快区域性、机构性转移支付制度的启动，优化财富配给制度中的再配给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法制化的路径选择；其次，公平正义是财富配给制度的价值追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实现行政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和谐。
二、新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改革的法律困境
美国著名传播学学者韦尔伯•施拉姆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变革常常从农业开始。”[7]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金融市场面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杂牌军”，其组织形式多变，随意性大，稳定性差，极易成为与“非法金融”相混淆的灰色地带，迫切需要得到国家的正名和认同；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排头兵”，缺少成熟的准入、运行与退出机制，极易给各类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缺乏“理性思考”与“法治关怀”的农村金融改革之路依然困难种种、障碍重重，如何变体外循环为体内循环，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关乎农村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内在缺陷易发风险危机，监管不力诱发体制漏洞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道德为根基的非正规金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首先，非正规金融组织不具备正规金融组织的制度规范性与程序正当性，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对每笔贷款的贷前、贷中、贷后都进行严密、细致而周详的调查与审查，于是贷款者很难对借款者的信誉档案、贷款用途及还贷能力等达到应有的了解程度，由此导致了非正规金融组织风险的与日俱增。其次，欠缺严明的配套约束机制。以监管时间性为准，可将监管方式分为事前审查、事中跟踪调查和事后监督三种。事前审查侧重于对贷款前的身份验证、诚信测评、还贷估测等借贷一方关联信息的知悉与掌控，属于风险评估与防范机制的范畴；现代金融的功能往往集中于市场之上金融交易的过程之中，事中跟踪调查侧重于对借贷程序的严格遵守，属于正当程序的范畴；而事后监督则侧重于追究违反借贷规则的一方的法律责任。主要萌生于农村熟人社会的非正规金融组织，习惯于依赖潜规则与内心自制的约束，无论是监管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都相当匮乏。
（二）缺乏金融法制的立法理念、守法意识和法律定位
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尤其是传统和贫困农区由于个体收入水平偏低，正规金融机构愿意提供的金融服务水平也相对较低，换言之，农户的收入状况构成其预算约束，决定了其金融需求的总体水平。一些非法分子趁人之危难，钻法之漏洞，高利放贷后挥霍、滥用甚至卷款潜逃，在人们心理上投下了“非正规者非法”的阴影。尤其是地下金融，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对法律权威的挑衅、对社会安定的威胁以及对经济秩序的扰乱，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历史上长期对其实施打压、抑制的消极政策，形成了现在金融立法滞后在先，立法理念滞后尤甚的消沉局面。从我国规范非正规金融的有关法律法规看，我们一直采取的是金融抑制政策，视非正规金融为正规金融的对立面，单纯使用“一刀切”的办法，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一律限制或者禁止，不让非正规金融有一点点生存的空间和余地。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更是行不通的。此外，农村金融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其受重视程度离发达国家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