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关于印发合肥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1 01:40:40  浏览:9158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印发合肥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合肥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合政办〔2011〕4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合肥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11年12月12日第92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合肥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提高财政管理绩效,深入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根据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意见》(财预〔2009〕376号)和《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0〕80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级部门和单位政府性基金的征收、使用、管理和监督。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性基金,是指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为支持特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第四条 财政部门是政府性基金管理的职能部门,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政府性基金管理制度;

  (二)监督管理政府性基金收支活动;

  (三)审核、编制、汇总、批复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决算;

  (四)负责政府性基金的票据管理。

  第五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政府性基金的征收,编制涉及本部门和单位的有关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组织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编制决算。

  第二章 征收和缴库

  第六条 政府性基金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全额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七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征收政府性基金时,应当按照规定开具财政部或者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财政票据;不按规定开具财政票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缴纳。

  第八条 政府性基金征收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或者财政部规定的项目、范围、标准和期限征收政府性基金,不得擅自减征、免征、缓征、停征政府性基金。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拒绝缴纳按规定设立的政府性基金。

  第九条 政府性基金收入应当按照规定及时、足额缴入相应级次国库,不得截留、坐支和挪作他用。

  第三章 预决算管理

  第十条 政府性基金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遵循“以收定支、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结余结转下年安排使用”的原则。政府性基金支出根据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安排,自求平衡,不编制赤字预算。各项政府性基金按照规定用途安排,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一条 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编制范围主要包括: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府住房基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地方教育附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彩票公益金、文化事业建设费、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具体编制范围按照财政部每年公布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确定。

  第十二条 对已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支,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部门预算编制时间要求和“两上两下”流程同步编制年度相关预算,逐级汇总后报市财政部门审核。

  第十三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未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支,由市财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根据本办法规定,制定具体的预算编制方案。

  第十四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和政策调整情况,综合考虑上年度结余、上级各项补助收入等因素,科学、准确预测政府性基金收入,按照规定的使用范围,合理安排各项支出。收入编制到“目”级科目,支出编制到“项”级科目和具体的项目内容,确保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内容的完整、准确。

  第十五条 编制政府性基金年度收支预算应当包括收入预算、支出预算和编制说明。

  (一)收入预算。基金收入预算应当准确反映各项基金收入来源,具体包括:预期收入总额、收入构成、收入项目、标准等。收入预算数应为全年收入总额,不能以支出预算数代替收入预算数。

  1.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地方教育附加收入,由市地税部门根据当年收入预计完成情况和下年收入增减趋势进行测算,并按财政预算编制的时间要求,将下一年度收入预测情况报送市财政局。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由市城乡建委、城管局根据当年收入预计完成情况和下年收入增减趋势进行测算,并按财政预算编制的时间要求,将下一年度收入预测情况报送市财政局。

  3.彩票公益金,由市民政局、体育局根据上级各项补助收入情况编制下一年度收入预算。

  4.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及时提供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上缴管理费用及计提廉租住房资金情况。

  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包括以出让方式供应和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各类用地所缴纳的出让金和划拨价款。由市国土资源局会同市土地储备中心、各区政府(开发园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共同制定下一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并按财政预算编制的时间要求,报送市财政局。经营性用地供应计划尽量落实到具体区域、具体宗地、面积、收储时间、收储成本、预计上市时间、预计成交单价及总价款,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区域内相同用途地块可作位置调整。综合考虑以前年度已成交土地跨年度收入,以及根据本年度土地供应时间及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缴款期限,合理确定全年土地出让收入规模。市土地储备中心根据可筹措的储备土地抵押贷款、储备土地上市收入、从土地收益中安排的储备资金,按宗地编制年度收储计划,按规定时间分别报送市国土资源局、财政局。国土、土地储备部门应当加强土地出让收入征收、收储计划编制管理工作,增强土地出让、收储计划的准确性和约束力。

  6.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文化事业建设费、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入预算由市财政局负责编制;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收入预算由市国土资源局负责编制。

  (二)支出预算。基金支出预算应当严格对照上级财政部门确定的使用范围、用途和财务制度,按照“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原则合理安排。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编制年度预算时,应当统筹处理好基金预算与一般预算的协调安排问题。市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基金预算的审核,凡是基金预算足额安排的项目,不应再从一般预算安排经费,其中:基本支出参照一般预算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安排;项目支出预算应当细化到项目和具体活动,并对项目进行充分论证、审核、排序,确保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

  (三)预算编制说明。

  1.基本情况:包括政府性基金的项目名称、征收机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征收方式、资金用途以及上年结余、本年收入和支出安排等;

  2.收入增减变化的原因;

  3.各项支出计划与上年实际支出的对比;

  4.各类支出安排的主要依据。

  第十六条 市财政部门在审核市级部门、单位编制的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基础上,汇总编制市级政府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经市政府审定后,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第十七条 政府性基金征收单位应当按照全年收入预算组织收入。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收入情况,均衡安排支出,确保全年收支预算执行。

  市财政部门应当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管理,按照批准的政府性基金预算和政府性基金征收缴库进度,以及国库集中支付的相关制度规定及时支付资金,确保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均衡。

  第十八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强化预算执行,严格遵守财政部制定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按照财政部门批复的预算使用政府性基金,确保政府性基金专款专用。预算经批准后,非特殊情况、特殊需要,原则上不再追加预算。已完成的项目,及时收回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比照一般预算调整规定和流程办理。

  第十九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根据年度相关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编制政府性基金决算,报市财政部门审核。

  市财政部门汇总编制市级政府性基金决算草案,报市政府审定后,报市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财政部门、政府性基金征收机构和使用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使用和管理政府性基金。

  第二十一条 市审计、监察、财政部门应当每年不定期对市本级政府性基金的征收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府性基金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执行情况;

  (二)政府性基金财政票据管理使用情况;

  (三)政府性基金收缴、使用情况;

  (四)政府性基金征收部门和单位内部财务管理情况。

  第二十二条 政府性基金征收机构和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相关政府性基金的内部财务审计制度,自觉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相关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和资料。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设立、征收、缴纳、管理和使用政府性基金等行为,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各县(市)、区可根据本办法的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广州市劳动关系三方协商规定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0号


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2011年9月22日通过的《广州市劳动关系三方协商规定》,业经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1年11月30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12月14日



广州市劳动关系三方协商规定

(2011年9月22日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过 2011年11月30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2011年12月14日公布 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会议制度,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重大问题、协调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争议等方面的活动。
第三条 市、区、县级市应当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会议制度。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对三方协商会议工作所需经费予以保障。
第四条 三方协商会议由同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总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派出相同数目的人员组成。企业代表组织由企业联合会和工商联共同出任,区、县级市没有企业联合会的,由区、县级市工商联作为企业代表组织参加会议。
第五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三方协商会议制度的组织实施,承担三方协商会议的筹备、召集、主持等工作。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设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事务工作。
三方协商会议的内容涉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会前征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六条 总工会应当参加三方协商会议,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表达劳动者的要求,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总工会应当在会前充分征求基层工会和劳动者的意见,并在会议中反映这些意见。总工会派出的人员中应当有女职工委员会的代表或者女职工代表。
第七条 企业代表组织应当参加三方协商会议,代表用人单位的利益,表达用人单位的要求,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企业联合会和工商联应当在会前充分征求未参加会议的商会、私营企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的意见,并在会议中反映这些意见。
第八条 市、区、县级市三方协商会议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研究分析本行政区域的劳动关系状况及发展趋势,对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社会保障等带有全局性的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提出政策性意见和建议;
(二)促进调整劳动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在本行政区域的实施,对制定、修改劳动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对本行政区域具有重大影响的集体劳动争议进行调查研究,提出预防和解决劳动争议的意见和建议;
(四)推进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在本行政区域实施;
(五)推进本行政区域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和完善合理工资形成机制、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
(六)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制定区域或者行业内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建议;
(七)指导本行政区域的劳动关系双方依法开展集体协商,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争议进行调停;
(八)依法维护本行政区域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代表的权益;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市三方协商会议应当指导和督促区、县级市三方协商会议开展工作。
第九条 三方协商会议分为定期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遇有重大事项,经过三方协商会议中的两方以上同意,可以召开临时会议。会议时间、地点、形式由三方协商确定。
第十条 定期会议召开前,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组织三方成员议定会议议题,并在会议召开的十五日前将会议议题和相关材料印发与会人员。在定期会议上,各方还应当通报履行本规定第八条规定职责的情况。
临时会议召开前,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将会议议题和相关材料提前三日印发与会人员。
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在会议召开前将会议议题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网站上公布。
第十一条 三方协商会议根据议题涉及的具体内容,经三方协商会议中的两方以上同意,可以邀请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团体或者研究机构等方面的人员列席会议。
商会、行业(产业)协会等社会团体认为会议议题与自身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列席三方协商会议,经三方协商会议中的两方以上同意,可以列席会议。
第十二条 三方协商会议的各方有权充分发表意见,对议题进行讨论协商。列席会议的人员可以就议题内容发表意见。
三方协商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全面、客观记载会议情况,并经全体与会人员签字。
第十三条 三方协商会议各方经平等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会议确定的起草方负责起草会议文书,交与会三方签字盖章后印发同级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和用人单位。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三方协商会议制作的会议文书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并通报给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三方协商会议制作的会议文书及其执行情况。
第十四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三方协商会议文书作为本部门制定、实施劳动关系方面相关政策、措施的重要参考。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应当督促各自成员自觉接受三方协商会议文书的指导。实施情况应当在下一次定期会议上予以通报。
第十五条 三方协商会议应当综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消费者物价指数、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和人工成本、行业发展状况等因素,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工资指导线调整的意见和建议。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发改委、财政局、国资委、统计局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研究制定区域或者行业内企业工资指导线时,应当根据上一统计年度数据,并参考同级三方协商会议的建议。工资指导线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公布。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工会或者上级工会可以组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开展集体协商,行业(产业)工会可以与行业(产业)协会开展集体协商,区域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可以与区域性企业代表组织开展集体协商。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开展集体协商。
第十七条劳动关系集体协商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争议双方均可以向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提出调停申请:
(一)签订集体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
(二)因重大意见分歧导致集体协商无法继续进行的;
(三)出现集体停工、怠工的;
(四)出现其他需要调停的情形的。
用人单位发生劳动者集体停工、怠工事件,当事人未提出调停申请的,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市三方协商会议应当主动进行调停。
第十八条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的调停申请应当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市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提出。行业(产业)协会、行业(产业)工会、区域性企业代表组织或者区域性基层工会联合会的调停申请应当向其所在地的区、县级市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提出。行业(产业)协会与行业(产业)工会所在地不一致的,向市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提出调停申请。
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发现调停申请不属于本会受理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受理权的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提出,已经受理申请的,应当移送有受理权的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三方协商会议调停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争议,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九条 市、区、县级市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收到调停申请后,根据争议的实际情况,可以指定一名或者数名调停员进行调停。
第二十条 出现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情形的,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自收到调停申请之日起二日内,派出调停员进行调停。
出现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在收到调停申请后立即指派调停员进行调停。
出现本规定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情形的,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自收到调停申请之日起三日内,派出调停员进行调停。
第二十一条 市三方协商会议可以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总工会、企业代表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律师、人民调解员、学者等专业人员中聘请公道正派、熟悉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工作的人员担任调停员。调停员名单应当经市三方协商会议讨论通过,并应当向社会公布。
市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负责调停员的资格审查和日常管理,定期对调停员进行业务培训。
市三方协商会议应当制定调停员工作规范和管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 调停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调查了解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进行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情况,分析和评估事态;
(二)组织劳动关系双方平等、有序协商,或者参与政府组织的劳动关系双方协商;
(三)提出争议解决建议,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停协议;
(四)向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报告调停情况。
第二十三条 调停员应当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进行调停,并遵循下列原则:
(一)客观、公正、中立;
(二)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三)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因调停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调停员所在单位应当支持调停员从事调停工作。
调停员从事调停工作,应当由本级财政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补贴。补贴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 劳动关系争议经调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调停员应当指导双方签订集体合同或者调停协议书。
经调停,争议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调停员可以终止调停。
调停员应当在调停活动结束之日起五日内向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提交调停报告。调停报告应当印发争议双方。
第二十六条 参加劳动关系集体协商和申请、参加集体协商争议调停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无正当理由,用人单位不得调整其工作岗位、免除其职务、降低其职级或者工资福利待遇、解除其劳动合同。
第二十七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和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派员对同一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争议开展协调或者调停工作时,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主持调停活动。
第二十八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不履行职责的,由所在单位、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管理权限进行处理。
工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不履行职责的,由同级工会或者上级工会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国工会章程》对直接负责的工作人员予以撤换或者罢免。
企业代表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不履行职责的,由市三方协商会议责令改正。
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在提起、开展集体协商或者参与调停活动时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扰乱所在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不能正常进行或者扰乱公共秩序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调停员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市三方协商会议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解聘。
第三十一条 镇、街道建立三方协商会议制度,参照执行本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Chapter VI
General Rules of Evidence
under the WTO Jurisprudence


OUTLINE

I Burden of Proof under the WTO Jurisprudence
(ⅰ) General Rules Well Established in Violation Complaints
(ⅱ) Burden of Proof in case of Invoking an Exception
(ⅲ) Special Rules Concerning Non-Violation Claims
(ⅳ) Summary and Conclusions
II Admissibility of Certain Evidences
(ⅰ) Evidence Obtained from Prior Consultations
(a) Procedural Concern: Confidentiality of Consultations
(b) Substantial Concern: Necessity or Relevance of Evidence
(ⅱ) Arguments before Domestic Investigative Authorities
(ⅲ) Arguments Submitted after the First Substantive Meeting
(a)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laims and the arguments supporting those claims.
(b)There is no provision establishing precise deadlines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III Panel’s Right to Seek Information
(ⅰ) A Grant of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ⅱ) The Admissibility of Non-requested Information
(ⅲ) Summary and Conclusions
IV Adverse Inferences from Party’s Refusal to Provide Information Requested
(ⅰ) The Authority of a Panel to Request Information from a Party to the Dispute
(ⅱ) The Duty of a Member to Comply with the Request of a Panel to Provide Information
(ⅲ) The Drawing of Adverse Inferences from the Refusal of a Part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Requested by the Panel
V Concluding Remarks

I Burden of Proof under the WTO Jurisprudence
Generally,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member 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reement hinges frequently on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that member must demonstrate compliance or the complaint must demonstrate a lack of compliance.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s a procedural concept which speaks to the fair and orderly mana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a dispute. This is the issue of “the ultimate burden of proof for establishing a claim or a defence”. In this respect, the Panel Report on US-Copyright Act (DS160) states, “[w]hile a duty rests on all parties to produce evidence and to cooperate in presenting evidence to the Panel, this is an issue that has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question of who bears the ultimate burden of proof for establishing a claim or a defence”.1
(i) General Rules Well Established in Violation Complaints
Art. 3.8 of the DSU provides that in cases where there is an infringement of the obligations assumed under a covered agreement -- that is, in cases where a violation is established -- there is a presumption of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However, the issue of burden of proof here is not what happens after a violation is established; the issue is which party must first show that there is, or is not, a violation. In this respect, a number of GATT 1947 panel reports contain language supporting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burden of establishing a violation under Article XXIII:1(a) of the GATT 1947 was on the complaining party, i.e., it was for the complaining party to present a prima facie case of violation before a panel. This rule is taken on by the DSB.
With regard to the issue of burden of proof, the Appellate Body in US-Shirts and Blouses (DS33) rules that: “In addressing this issue, we find it difficult, indeed, to see how any system of judicial settlement could work if it incorporated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mere assertion of a claim might amount to proof. It is, thus, hardly surprising that various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ave generally and consistently accepted and applied the rule that the party who asserts a fact, whether the claimant or the respondent,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proof thereof. Also, it is a generally-accepted canon of evidence in civil law, common law and, in fact, most jurisdictions,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rests upon the party, whether complaining or defending, who asserts the affirmative of a particular claim or defence. If that party adduces evidence sufficient to raise a presumption that what is claimed is true, the burden then shifts to the other party, who will fail unless it adduce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ebut the presumption.” 2And this ruling is demonstrated to be well established in subsequent cases as a general rule concerning burden of proof.
For example, in Argentina-Leather (DS155), the Panel states: “The relevant rules concerning burden of proof, while not expressly provided for in the DSU, are well established in WTO jurisprudence. The general rule is set out in the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nited States - Measure Affecting Imports of Woven Wool Shirts and Blouses, wherein it is stated that: ‘It is a generally-accepted canon of evidence in civil law, common law and, in fact, most jurisdictions,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rests upon the party, whether complaining or defending, who asserts the affirmative of a particular claim or defence. If that party adduces evidence sufficient to raise a presumption that what is claimed is true, the burden then shifts to the other party, who will fail unless it adduce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ebut the presumption’.” 3
And in US-Cotton Yarn (DS192), the Panel rules in pertinent part: “The Appellate Body and subsequent panels endorsed this principle that a complainant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example, the Appellate Body, in EC - Hormones, states as follows: ‘… The initial burden lies on the complaining party, which must establish a prima facie case of inconsistency with a particular provision of the SPS Agreement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ing party, or more precisely, of its SPS measure or measures complained about. When that prima facie case is made, the burden of proof moves to the defending party, which must in turn counter or refute the claimed inconsistency. This seems straightforward enough and is in conformity with our ruling in United States - Shirts and Blouses, which the Panel invokes and which embodies a rule applicable in any adversarial proceedings.’” 4
As a whole, on the one hand, as ruled by the Panel in Argentina-Ceramic Floor Tiles (DS189), “[w]e recall that the burden of proof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edings rests with the party that asserts the affirmative of a particular claim or defence. It implies that the complaining party will be required to make a prima facie case of viol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WTO Agreement, which is for the defendant…to refute. In this regard, the Appellate Body has stated that ‘... a prima facie case is one which, in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refutation by the defending party, requires a panel, as a matter of law, to rule in favour of the complaining party presenting the prima facie case’…”; 5 on the other hand, as noted in the Panel Report on US-Copyright Act (DS160), “[t]he same rules apply where the existence of a specific fact is alleged. We note that a party who asserts a fact, whether the claimant or the respondent,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proof thereof. It is for the party alleging the fact to prove its existence. It is then for the other party to submit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if it challenges the existence of that fact”. 6
In sum, with respect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burden of proof in the context of violation complaints, as ruled by the Panel in Japan-Film (DS44): “[w]e note that as in all cases under the WTO/GATT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 and, indeed, as the Appellate Body recently stated, under most systems of jurisprudence - it is for the party asserting a fact, claim or defence to bear the burden of providing proof thereof. Once that party has put forward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aise a presumption that what is claimed is true, the 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 then shifts to the other party to rebut the presumption.…”. 7Certainly, as not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in US-Shirts and Blouses (DS33), “[i]n the context of the GATT 1994 and the WTO Agreement precisely how much and precisely what kind of evidence will be required to establish such a presumption will necessarily vary from measure to measure, provision to provision and case to case”.8
(ii) Burden of Proof in case of Invoking an Exception
As discussed above, generally, the burden of proof rests upon the party, whether complaining or defending, who asserts a fact or the affirmative of a particular claim or defence. As to be shown, this rule applies equally even in case of invoking an exception.
In this context, it is a general principle of law, well-established by panels in prior GATT/WTO practice, that the party (the defendant) which invokes an exception in order to justify its action carries the burden of proof that it has fulfilled the conditions for invoking the exception. However, in the author’s view, to understand the issue concerning burden of proof in case of invoking an excep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latively clear burden of establishing a prima facie case of violation on the complaining party, it’s helpful to stress some points here, among which the key point is to be cautious while determine which defence is “affirmative” and therefore burdens the defendant to provide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ebut the challenged violation.
In United States-Shirts and Blouses (DS33), India argues that it was “customary GATT practice” that the party invoking a provision which had been identified as an exception must offer proof that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that provision were met. The Appellate Body acknowledges that several GATT 1947 and WTO panels have required such proof of a party invoking a defence, such as those found in Art. XX or Art. XI:2(c)(i), to a claim of violation of a GATT obligation, such as those found in Arts. I:1, II:1, III or XI:1. Arts. XX and XI:(2)(c)(i) are limited exceptions from obligations under certain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GATT 1994, not positive rules establishing obligations in themselves. They are in the nature of affirmative defences. It is only reasonable that the burden of establishing such a defence, i.e. invoking an exception in the nature of affirmative defences, should rest on the party asserting it. 9
However, as rul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in EC-Hormones (DS26/DS48), “[t]he general rule in a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eding requiring a complaining party to establish a prima facie case of inconsistency with a provision of …[the covered agreements] before the burden of showing consistency with that provision is taken on by the defending party, is not avoided by simply describing that same provision as an ‘exception’. In much the same way, merely characterizing a treaty provision as an ‘exception’ does not by itself justify a ‘stricter’ or ‘narrower’ interpretation of that provision than would be warranted by examination of the ordinary meaning of the actual treaty words, viewed in context and in the light of the treaty's object and purpose, or, in other words, by applying the normal rul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It is also well to remember that a prima facie case is one which, in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refutation by the defending party, requires a panel, as a matter of law, to rule in favour of the complaining party presenting the prima facie case.” 10
In short,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violation, it’s generally up to the complainant to provide evidence concerning inconsistency, and only in case of limited exceptions the burden of proof rests upon the defending party invoking a defence in the nature of affirmative defences, such as those found in Art. XX or Art. XI:2(c)(i) of the GATT 1994.
(iii) Special Rules Concerning Non-Violation Claims
As sugges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violation complaints under Art. XXIII:1(a) of the GATT 1994 and non-violation ones under Art. XXIII:1(b) is, while, when violation complaints are brought under Art. XXIII:1(a), the infringement of an obligation of the agreements is considered prima facie to constitute a case of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from the fact of violation alone, by establishing a formal presumption, such a presumption does not exist in non-violation cases.
With the lack of such a presumption, and given the nature of the factually complex disputes and particular claims of non-violation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the resolution of issues relating to the proper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case of non-violation nullification or impairment, i.e., where the application of Art. XXIII:1(b) is concerned, Art. 26.1(a) of the DSU and panel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WTO Agreement and GATT jurisprudence confirm that this is an exceptional course of action for which the complaining party bears the burden of providing a detailed justification to back up its allegations.
This requirement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applied by a number of GATT panels. For example, the panel on Uruguayan Recourse to Art. XXIII noted that in cases “where there is no infringement of GATT provisions, it would be ... incumbent on the country invoking Article XXIII to demonstrate the grounds and reasons for its invocation. Detailed submissions on the part of that contracting party on these points were therefore essential for a judgement to be made under this Article”. And the panel on US - Agricultural Waiver noted, in applying the 1979 codification of this rule: “The party bringing a complaint under [Article XXIII:1(b)] would normally be expected to explain in detail that benefits accruing to it under a tariff concession have been nullified or impaired”.
Art. 26.1(a) of the DSU codifies the prior GATT practice, which provides in relevant part: “the complaining party shall present a detailed justification in support of any complaint relating to a measure which does not conflict with the relevant covered agre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