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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席判决制度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对维护到庭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发挥了较大作用，但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庭审过程中只有原告举证，没有质证环节，给证据的审核认定及案件事实的查明带来困难。实践中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在操作上常与案情不相适应，在立法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司法工作的具体情况，对缺席判决制度进行改革。
　　一、缺席判决的含义及特征

　　缺席判决是指开庭审理案件时，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庭，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之后所作出的判决。缺席判决是相对于对席判决而言的。开庭审理时，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庭，人民法院仅就到庭的一方当事人进行询问、核对证据、听取意见，在审查核实未到庭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起诉状或答辩状和证据后，依法作出的判决，就是缺席判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２９条、第１３０条、第１３１条第二款对缺席判决作了明确规定。第１２９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第130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131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158、159、160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法定代理人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缺席时也作了类似规定。

　　根据这些规定，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即非缺席判决主义，也非一方辩论主义。　 一方面，它与缺席判决主义的缺席判决制度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首先，对原告的处理，我国的做法是“可以按撤诉处理”；而缺席判决主义的处理通常是拟制为原告放弃诉讼请求。这两者指向的对象不同———前者指向诉讼程序，后者指向实体问题；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同———前者导致诉讼的结束，争议恢复到未起诉时的状态，后者则导致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丧失。其次，对被告的缺席，我国虽然也规定法院“可以缺席判决”，但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立法精神，法院对未到庭当事人已经提出的答辩状和其他诉讼材料仍应认真地进行审查，该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仍应受到充分的考虑。这与缺席判决主义因一方缺席便判定其败诉有着明显的不同。最后，我国对缺席判决不设立异议制度，缺席判决的效力等同于对席判决；而在缺席判决主义下，缺席判决可因缺席方的异议而失去效力，并使诉讼恢复到判决前的状态。　　

另一方面，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也不同于一方辩论主义的缺席判决制度。这表现在：首先，我国法律对原被告的缺席区别对待，而一方辩论主义则不分原、被告，任何一方的缺席均可能引起缺席判决。其次，在我国，缺席判决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作出，而在一方辩论主义下，缺席判决一般是经到庭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作出。

　　二、我国缺席判决制度的缺陷

　　我国在立法上，只规定了可以使用缺席判决的情形，却未对具体的程序和审理方式作出详细的规定，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在缺席判决制度的具体设计和操作方面还存在着以下缺陷。

　　（一）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偏重于实体公正，忽略了程序公正。主要表现在，法院在一方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仍要查清案件事实才能作出判决，法院判决的依据不是到庭一方的陈述，也不是缺席一方的诉讼材料，而是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法官陷入了主动查证的活动之中，法院代替了缺席被告的位置作出防御，将缺席案件变成法院和原告之间的诉讼，使当事人对法官的中立地位产生质疑。

　　（二）适用缺席判决的法律条件不具体。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规定，原、被告经传票传唤后拒不到庭或中途退途，可以适用缺席判决。其中“到庭”所指“庭”在空间上的含义无疑是指开庭的法庭。但在时间上是截止在诉讼的哪个阶段无从可知。由于规定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遇到许多难于决断的问题，如：1、一个案件原告或被告为多人，其中只有部份当事人到庭，部份当事人不到庭是否适用缺席判决？2、一个案件因经数次开庭，但部份当事人有时开庭未到庭，有时中途退庭，是否适用缺席判决？3、如果一个案件即使只有部份当事人出庭也需要数次开庭，是否每次开庭都应传票传唤未到庭当事人，如果应传票传唤且是公告传唤，此类案件的审理效率如何保证？4、一个案件历经数次开庭，有时原告不到庭，有时被告不到庭，应如何处理？5、如果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到庭，只是在辩论阶段一方当事人未到庭，是否应当缺席判决？6、如果未出庭当事人在庭前递交了答辩状，是否可视其为进行了答辩？对以上问题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在法律实用上都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在程序上的不具体，常使法官在办理案件时自主权利过滥，导致在缺席判决时各行其事或对缺席判决的条件已经成熟和不成熟的案件难于决断，不敢大胆适用缺席判决，无法从程序公正和审判效率上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传票传唤的问题。在法院送达过程中，以邮局的送达回证签收回执单作为送达依据，并不审查具体签收情形，只要被告未到庭，就作出缺席判决。但如下情形：未成年家属代为签收；被告下落不明，成年家属代收后无法转交；邻居等无权代为签收；甚至是邮递员冒名签收；这些情形显然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造成了对当事人权利的侵害。

　　（四）对缺席一方当事人的上诉权未加限制。在我国，无论缺席一方当事人的缺席原因如何，缺席被告只要不服判决，一律有权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这样的做法对到庭一方当事人显然是不公平的。有些被告出于恶意利用缺席判决制度这一规定，无故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一审判决后再提出上诉，以此达到拖延诉讼时间的目的。如果纵容这种现象漫延而不给予相应制约，既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也违背了我国司法公正、高效的原则，同时人为地增加了原告的诉讼成本。笔者认为应对故意缺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被告的上诉权利加以限制，因为被告故意缺席，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处分自己的权利，未经许可中途退庭则是以一种消极的作为方式处理自己的权利，二者均应视为被告放弃了自己在诉讼上的权利，法官可以就原、被告提供的诉讼材料进行审查并作出判决，原告败诉的可以上诉，被告败诉则不允许上诉，因为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被告已经放弃的诉讼权利不得在二审程序上实现。

　　三、完善缺席判决制度之建议

　　缺席判决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一部分，在民事审判中只相对于对席审判而言，是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情况，不是完整的诉讼程序。纵观世界各国，确立缺席判决制度的最终目的在于鼓励当事人积极参加诉讼，完成各种诉讼行为，尽量减少缺席情形的发生；在一定意义上尽可能维护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攻守平衡的机会和手段。一个科学、完整的诉讼程序不但应体现公正和效率这两大主题，还应在司法实践中便于操作和适用，具备公正、高效、便捷的特点。我国现行的缺席判决制度因受立法理念的制约、模式设计的不协调，其功能远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完善和改革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既是设定法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趋向。

　　（一）设立专门送达的确认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普通程序只能以传票的形式通知当事人，简易程序则可以采用简便的方式通知当事人，如口头传唤、电话通知等方式。笔者认为由于缺席判决直接关系到诉争实体权利的归属，不宜使用简易程序的简便送达方式通知当事人，而应用传票、公告的方式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法官在缺席判决之前要严格审查应诉通知书、起诉书副本、传票的送达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7、78、79、80、81、82、84条的相关规定，在确定送达合法的情况下还要审查当事人未到庭的理由是否正当，如果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未能出庭，应延期审理。

　　（二）设立缺席判决的申诉救济制度。在缺席宣判后，允许当事人在一定的期限内对缺席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提出异议，并审查理由，来决定下一步的程序。

　　（三）完善检察院的监督职能。民事行政检察因立法的先天不足，不能以诉讼参加人的身份参与诉讼活动的全过程，事后监督使检察机关成为民事案件立案和审理活动的局外人，无法及时发现和纠正法院在诉讼程序上的违法情况，只能依靠当事人的申诉来进行民事监督，所以应该完善检察院对法院缺席判决制度的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在审判实践中，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实体权利，法官一方面应大胆运用缺席判决，不应因为出现缺席情况而使案件久拖不结;另一方面又要严格按法律程序适用缺席判决，避免缺席判决适用的扩大化。
宋代司法鉴定技术的发展历史及其影响
谢应波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摘要：司法鉴定在古代审判实践中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宋代的司法鉴定却有显著的特点，以法医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在中国司法制度史上是独占熬头，不论是检验制度还是法医学，亦或是证据理论，盖对我国后世乃至今天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以独特的视角对其进行论述，系统的阐述了宋代司法鉴定技术的发展及其影响。
关键词：司法鉴定； 检验制度； 法医学； 证据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古代司法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法鉴定在古代审判实践中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2300年前，司法鉴定技术已产生并应用。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其《封诊式》书卷中，就有对指丝毫、足迹、工具痕迹的详细记载。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在这方面的鉴定技术和经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直至唐朝，古代法律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宋朝在唐朝的基础上，司法鉴定有了快速的发展，并将法医检验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顶点。以法医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就在宋朝的审判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也正因为如此，有着显著特点的宋代司法鉴定技术在我国古代司法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就在悠久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历史中截取宋代作以下浅述。
一 唐朝法律制度的影响和当时的法制背景
古代法律发展至唐朝，达到了一个高峰。在集中国古代法律之大成的《唐律》及其《疏议》中，再吸收秦汉以来司法实践经验和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了司法鉴定制度。其突出表现，就是在法律中对人命（凶杀）案件和伤害案件的检验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对于其他案件中的书证、物证的鉴定也得到了运用。也正因为如此，《唐律》对于检验人员的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凡是检验不实的，要视其情节予以处罚，严重者以故人人罪论处。这些规定，基本上都被后来各朝的法律所继承。当然，宋朝也不例外。但这些并不是说宋朝是唐朝的简单复制，更非停止不前。相反，是别具特色，大有建树。很大的因素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一）重视法制建设。首先，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法律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宋太祖说：“王者禁人为非，莫先法令。”宋仁宗则认为：“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制道可必。”其次，顺应时代潮流，以不同的法律编纂形式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一方面认真吸收、总结唐代法制的经验；一方面依据不同的社会需求，以“编赦”的方式补律之不足，纠律之僵化。（二）士大夫以积极淑世的态度广泛参与法律活动，郑克的《折狱龟鉴》及宋慈的《洗冤集录》相继问世。宋朝，以庶族地主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成为赵宋政治舞台上左右局势的决定性力量。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郑克、宋慈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宋人学贵创新、崇尚独立思考、提倡批判实用的士风熏陶下，一大批从事司法实践的士大夫，认真总结前人的办案经验，特别重视调查研究，提倡在现场勘察中判别证据的真伪及物证的收集，证人的采访等。郑克、宋慈的贡献将在下面篇幅介绍，在次不赘述。（三）重视律学考试，注意培养司法官吏。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比较重视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试的朝代，不仅选拔司法官员要进行律学考试，也要试律断案。考试有明法科、新明科、试刑科等。在宋代统治者的倡导下，士大夫学律习令蔚然成风，司法官员的人文素质及法律知识修养大为提高，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法制的发展和完善。
二 宋代的司法鉴定及法医学的发展
笔者认为，宋代的司法鉴定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上系统的检验制度的建立；二是出现了一部法医学的专著---《洗冤集录》。
宋朝地方衙门的司法功能较唐朝而言，大大加强了。为了提高审判效门力，保证审判的公正，就要就提高检验工作的质量。因此，宋朝在《唐律》有关检验的规定的基础上，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检验的法律和法规，用以指导和规范检验工作。在南宋时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专门列了“验尸”一章，对验尸的程序、验尸报告的格式、负责验尸的官员（州差司理参军、县差县尉）、验尸时的注意事项，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等，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宋朝检验制度在法律上的建立，是检验制度发展的结果；而法律上对检验制度的规定，又反过来促进了检验制度本身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之下，产生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关于检验制度得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洗冤集录》是南宋理宗时宋慈所著，宋慈字惠文，宋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县）童游里人。曾任广东、湖南等省提点刑狱官（掌管刑法狱讼的官吏）。《洗冤集录》是他收集当时和以前法医检验的实践经验，加以综合、校正，再结合本人四任司法官吏的心得在六十二岁时写成，共五卷,内容包括检复总说、疑难杂说、初检、复检、验尸、四时变动、验骨、自缢、溺死、自刑、杀伤、火死、服毒及其他各种伤死共五十三项检验方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比欧洲最早的法医学专著要早三百五十多年。它被先后翻印日、英、德、法、荷等多国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国,对中国和世界法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洗冤集录》在法医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理论上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法医检验的极端重要性；第二，系统阐述了法医检验的基本原则；第三，详细阐述了处理各种疑难案件时所应当遵循的原则；第四，吸收了宋以前的法医学方面的成果，为保存祖国法医学遗传作出了贡献；第五，对法医检验作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和实物经验总结。
除了法医检验制度以外，两宋时期在刑事案件的发案原因、物证等方面的司法鉴定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论汲这方面时不能不提到的一位法学家---郑克。郑克是我国第一位系统的探讨物证理论的法学家。在侦察手段上，他主张“正”、“诡”并用；在审判案件时，他在《折狱龟鉴·察奸·黄昌掩取》中指出:“察其情状,犹涉疑似,验其物色,遂见端的。于是掩取, 理无不也。”他认为物证的证明力在一定程度上大于言词证据。“证以人,或容伪焉,故前后令莫能决; 证以物, 必得实焉。故盗者始服其。”他总结的破案之术、断狱之道、定案之法，是对中国古代证据理论的重大突破，对宋代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编写的《折狱龟鉴》一书中，记载了一起较为典型的案例：
程琳担任开封府知府时，皇室内发生火灾。经调查，发现现场有裁缝使用的熨斗，负责调查的官吏便认定火灾是由熨斗引起的，并将裁缝交给开封府审讯结案，但程琳认为次案疑点甚多。经过仔细的勘察，发现后宫烧饭的灶靠近壁板，日子一久，壁板变的非常干燥而引起火灾。在此案中，程琳正式通过对起火原因的认真鉴定，才避免了一起错案。
三 宋代司法官员的证据观念及对司法鉴定技术的实践
笔者在上面已提汲到宋朝司法官员的人文素质及法律知识修养得以较大提高，以及对调查研究的情有独钟，为他们在审理案件中重视证据的观念和收集、辨别证据的办案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中,采用多种方式,以不畏压力、细心认真而著称,对“杀人无证佐”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都促进了宋代证据制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受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思想的影响,他们往往会在证据确凿、案情明了的前提下,从情出发,作出既合人情又不严重违反法意的判决。宋朝司法官员在审判中总结了许多了具体的办案方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一) 亲自审问诉讼双方。司法官员一定要亲自审问诉讼双方,不能让胥吏代劳。这是因为“吏辈责供,多不足凭。盖彼受赂,所责多不依所吐,往往必欲扶同牵合,变乱曲直”。鉴于胥吏上下其手,篡改供词,司法官员不能仅依凭他们所书责状妄下结论,务必亲自审问。在审问时还要根据诉讼双方不同的身份地位采用不同的方式。因为好讼之民与山野村民出入官府有着不同的心理。健讼之民“朝夕出入官府,词熟而语顺,虽独辩,庭下走吏,莫敢谁何?”而一般的乡村良善之民,“入城市而骇,入官府而怵,其理虽同,其心战惕,未必能通”,再加上胥吏们的大声喝斥,更是战战兢兢,言词未必流畅,似有理屈之嫌。所以对待那些健讼之民,可以严辞喝斥,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甚至采取谲诈之术,以获得实情;而对于那些平日不和官府打交道的山野村民, “须引近案,和颜而问,仍禁走吏勿得诃遏”。(二) 利用犯罪心理学。犯罪分子出于“作案心虚”,被审讯时下意识地会有不同的反常表现,司法官员利用犯罪心理学细心观察,发现了这些异常点,就可以为断案找到突破口。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五听(包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 ”之法沿历代不衰,宋代也是如此。在五听理论上,王安石略作发展:“听狱讼,求民情,以讯鞫作其言..言而色动、气丧、视听失,则其伪可知也。然皆以辞为主,词穷而尽得矣。故五声以辞为先, 色、气、耳、目次之。”王安石认为五听之中辞听最重要,其他四种都是因其而得,被明代丘氵睿称为“深得听狱讼,求情伪之要”。(三) 利用日常生活经验辨别证据。宋代司法官员还善于观察生活,积累日常生活经验,往往于不经意中指出理亏者所示证据的破绽,令其无话可说,低头伏罪。如李兑知邓州时,一富人殴仆致死,将绳套在其仆脖子里,抛尸入井,以仆自缢投井告。李兑当即反问道:“既赴井,复自缢,有是理乎?”鞫讯而得实情 。李兑根据自杀者不会既自缢又投井的常识断定告状不实,揭穿了富人所示证据的虚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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