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贵州省贵阳省人大常委会
贵阳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2004年4月22日贵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4年8月2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2004年8月9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交通、建设、城管、人防、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责，负责有关的道路交通工作。
第四条 交通安全管理装备、交通安全设施的建设、维修、更新经费和交通安全宣传经费，应当纳入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第二章 车辆登记
第五条 机动车和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不得上道路行驶。
下列车辆不予登记：
（一）独轮车、滑轮车、2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
（二）非法拼装、改装的车辆；
（三）未经国家许可生产的车辆；
（四）法律、法规禁止登记的其他车辆。
第六条 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凭证到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临时通行牌证：
（一）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来历证明；
（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完成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的办理工作。符合条件的，应当发放临时通行牌证；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向申请人说明不予发放的理由。
临时通行牌证应当根据行驶需要，载明有效日期和行驶区间，但有效日期最长不得超过30日。
第七条 用于驾驶培训的专用机动车辆，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教练车号牌。
教练车应当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时间和线路行驶。
第三章 驾驶人、行人和乘车人
第八条 驾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驾驶号牌、证照、标志不全的车辆；
（二）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持移动电话；
（三）驾驶机动车吸烟、饮食；
（四）驾驶机动车观看电视、阅读报刊、使用耳机；
（五）驾驶未按规定期限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
（六）在禁止停车的路段、城市道路临时停车车位线外停车以及逆向停车；
（七）设有停靠站点的路段驾驶营运性客车、单位交通车在规定的站点外停靠；
（八）驾驶机动车在划有中心实线的路段、高架桥、立交桥上调头或者左转；
（九）驾驶机动车相互追逐。
第九条 行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按照交通信号、标志、交通警察指挥通行;
（二）在禁止行人通行的高架桥、立交桥行走;
（三）通过设有人行横道、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的道路时，不走人行横道、地下通道、过街天桥；
（四）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滑行;
（五）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
第十条 乘车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机动车道上招乘车辆；
（二）在车行道上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
（三）侧坐或者背向驾驶人骑坐二轮、侧三轮摩托车；
（四）将身体伸出行驶的机动车外。
第十一条 驾驶非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禁止通行的时间、路段、车道内行驶；
（二）逆向行驶；
（三）不按信号指示行驶；
（四）在人行道上行使。
第十二条 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禁止通行的路段、时间内行驶；
（二）在驾驶室外载人；
第十三条 禁止下列行为：
（一）利用摩托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从事营运活动；
（二）非下肢残疾人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三）两轮摩托车驾驶人、乘坐人不按规定佩戴专用安全头盔；
（四）一车非法拥有两副以上号牌；
（五）多车使用同一副号牌。
第四章 道路通行安全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道路通行安全的状况采取下列措施：
（一）控制市区摩托车的数量；
（二）划定限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时间、区域和车辆类型；
（三）设置单行线；
（四）发放机动车临时通行证；
（五）有利于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措施。
上述措施实施前，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座谈、论证、听证等方式征求各方意见，并在实施3日前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设置、调整客运车站点、行驶路线，应当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
客运车辆行驶路线或者站点妨碍交通或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要求有关部门立即改变或者迁移。
第十六条 道路建设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和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
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应当与道路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架设跨越车行道的架空线，高度从地面起不得低于5.5米。
架设跨越车行道的横幅，从地面到横幅下端的高度不得低于4.5米。
第十八条 不得占用车行道从事摆摊设点、修车、洗车等经营活动。
严格限制临时占用人行道，经市政设施管理部门批准临时占用人行道的，不得超过批准的时间和范围，并应当预留宽度为3米以上的人行通道。
第十九条 严禁在人行地下通道、过街天桥摆设临时摊点。
人行地下通道、过街天桥应当二十四小时向行人开放。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维护行人人身、财产安全。
第五章 停车场点管理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公共停车场点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与城市建设、改造同时进行。
第二十一条 鼓励利用民间资金投资建设停车场点。
具备条件的小区、单位内部停车场，可以向社会开放，收取合理的服务费。
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点，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施划停车泊位。公共停车场、小区、单位内部停车场停车泊位的施划，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指导。
公共停车场应当设置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停车泊位，其它车辆不得占用。
第二十二条 严禁占用城市主干车行道设置临时停车场点。
占用城市次干车行道设置的临时停车场点，单行道预留宽度不得低于4米；非单行道预留宽度不得低于8米。
占用人行道设置的临时停车场点，次干道人行道预留宽度不得低于3米；主干道人行道或者繁华路段上预留宽度不得低于4米。
第二十三条 经规划批准的停车场点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当在验收后7日内通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按照规划应当投入使用的停车场点不得关闭、缩小或者改变使用性质。有条件扩大的，应当按照规定审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坚持教育为主的原则，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对于应当并处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等处罚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除依法处罚外，应当按照本办法处以罚款。
第二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有第（一）项行为的，应当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的手续，并可以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有第（二）、（三）、（四）项行为之一的，没收牌证，责令补办，并可以处200元罚款。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立即退还机动车：
（一）驾驶号牌、证照、标志不全的车辆上路行驶；
（二）持有两本以上的驾驶证；
（三）一车非法拥有两副以上号牌；
（四）多车使用同一副号牌。
第二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一）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持移动电话的；
（二）驾驶机动车吸烟、饮食的；
（三）驾驶机动车观看电视、阅读报刊、使用耳机的；
（四）驾驶摩托车不戴专用安全头盔的。
第二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0元罚款：
（一）车辆发生故障、交通事故，不按规定开启灯光、设置故障标志的；
（二）营运性客车、单位交通车不按规定站点停靠的；
（三）前方交通阻塞，不按规定通行的；
（四）驾驶车辆通过交叉路口、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的；
（五）货运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违反规定载人的；
（六）驾驶机动车相互追逐的；
（七）违反交通信号指示的；
（八）进入导向车道，不按规定方向行驶的；
（九）不按规定停放车辆的；
（十）不按规定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的。
第二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200元罚款：
（一）逆向行驶的；
（二）在禁止通行的时间、路段、车道内行驶的；
（三）不按规定左转、调头的；
（四）不按规定申领临时通行牌证、教练车号的；
（五）驾驶未按规定期限检验、检验不合格车辆的。
第二十九条 乘车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元以上20元以下罚款:
（一）在机动车道上招乘营运性车辆的；
（二）在车行道上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的；
（三）侧坐或者背向驾驶人骑坐二轮、侧三轮摩托车的；
（四）将身体伸出行驶的机动车外的。
第三十条 行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元以上20元以下罚款：
（一）不按照交通信号、标志、交通警察指挥通行的;
（二）通过设有人行横道、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的道路时，不走人行横道、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的。
（三）在禁止行人通行的高架桥、立交桥行走的;
（四）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
（五）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滑行的。
第三十一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一）在禁止通行的时间、路段、车道内行驶的；
（二）逆向行驶的；
（三）不按信号指示行驶的；
（四）在人行道上行使的；
（五）非下肢残疾人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上道路行驶的。
第三十二条 擅自关闭、缩小停车场以及改变停车场使用性质的，由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可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恢复原状的，强制恢复，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利用摩托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载客营运的；未经批准占用人行道经营的；占用车行道、人行地下通道、过街天桥摆摊设点、修车、洗车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四条 扣留的车辆停放在指定地点，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照、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造成损坏的应当予以赔偿。
当事人接到通知后超过30日不接受处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登报告示；对登报告示后3个月仍不接受处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该机动车送交有资格的拍卖机构拍卖，所得价款上缴国库。
第三十五条 交通警察滥用职权，违反规定吊扣驾驶证件、车辆牌证和车辆的，滥罚款、乱收费的，枉法裁决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交通警察违反规定的罚款、收取的费用以及违规吊扣的驾驶证件、车辆牌证和车辆，应当及时退还，造成损坏的应当予以赔偿。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历史考察
秦德良
[内容摘要]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是在扬弃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司法工作原则基础上，基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违法犯罪特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先后经历了l978年至1981年的确立时期，l982年至l990年的探索与实验时期，1991年至今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目前面临诸多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科学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确立时期 探索与实验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科学的刑事政策没有明确提出以前，我国虽然也强调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走中共党委领导下政法专门工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但观念上却往往停留在狭义的治安概念范围内，治安问题都归咎于公安机关等政法部门。这种旧观念完全不适应新时期治安工作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新形势下，刑事犯罪猛增，大中城市青年犯罪问题尤其突出，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自1979年首次突破60万起大关后，1981年一举跃升到89万起，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确立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体制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转型社会初期的治安工作需要，如何扭转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首先摆在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法部门的面前。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出要整顿好社会治安。基于这种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和原则，强调搞好社会治安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历经近10年的探索，到90年代形成了一系统体系。本文试图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勾画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以及每一阶段的特点。
一、l 978年至1981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确立时期
（一）初步提出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1978年，中国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犯罪高峰期，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要》就提出要统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鉴于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以至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原因，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哪一个部门或哪几个部门在短期内所能完全解决的。所以，197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８个单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1979年8月，中共中央58号文件批转了该报告。指出：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动员，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门、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和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要求在党委领导下，把宣传、教育、劳动、公安、文化等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通力合作，着眼于预防、教育、挽救和改造，积极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对极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予以惩办。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共中央这个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综合治理这一概念，但已经初步提出了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二）两次城市治安会议明确提出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
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会议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极少数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六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197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彭真同志在全国治安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要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教育与惩办相结合。要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讲话强调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1979年12月3l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上海工作组关于整顿城市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实行打击与教育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各公安派出所着重抓好治理青少年犯罪的工作。要深挖团伙，管理好放回社会的违法犯罪人员。要摸清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的底数，组织帮助教育青少年。
1980年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l98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中央政法委的汇报，对当时政法战线存在的问题和加强工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指出：如何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全党要统一思想。针对目前的严重情况，要研究怎样打击得更有力的问题。目前社会治安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主要是认识不一，打击不力。 [1]
1981年5月中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严重情况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同时对大量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要加紧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刑事政策
1981年6月14日中共中央21号文件批转了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 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首要的任务是搞好党风，并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克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这个文件中，不仅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和实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必要性作了原则的表述，而且是执政党中央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的刑事政策。从此之后，在文件、文章、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并对其涵义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四）本阶段的特点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确立，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犯罪的特点（青年犯罪与团伙犯罪）及社会犯罪原因的“综合症”决定的；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需要；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建国以来政治工作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2] 因此，决定了我国这一政策在其初期有其独特的特点：
第一，对社会治安问题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公安、政法工作而是从全社会、执政党、政府、集体、单位、个人的联系中，探求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出路；
第二，该时期“综合治理”的概念不清楚，工作范围不太明确，仅仅相当于一个工作方针，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实践中也没有普遍开展；
第三，理论界几乎还没有对此问题开展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确立首先是实践的需要，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明显痕迹。
二、l982年至l990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探索与实验时期
（一）具体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和工作范围
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和根本措施
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出台， 指出：“一九七九年冬和一九八一年夏先后召开了城市治安会议，制定了‘综合治理’的基本措施，确定了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政策，惩处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为了争取治安情况根本好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 要求“在整顿治安中，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把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推广适合各种情况的安全保卫责任制，把‘综合治理’真正落实到各个方面。”“加强青少年教育是搞好‘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在整顿治安中，要贯彻执行党的打击少数，争取、分化、改造多数的一贯方针，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基本政策。”“加强基层工作和基础工作，是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
第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重点、基础、关键
1982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中，又提出了综合治理的各项要求，提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综合治理的重点，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是综合治理的基础，加强公安、司法队伍工作，并建立治安保卫责任制，是综合治理的关键。此后，综合治理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
第三，首次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围“三个方面”
1983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对社会治安要实行综合治理》，指出，“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方针，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打击犯罪，改造罪犯，预防犯罪，都是综合治理的内容”。这是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内容和工作范围“三个方面”的最早提法。
第四，提出“严打”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一致的
1983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宣传纲要)》的通知中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一致的。综合治理的手段有许多，有专政的手段，有行政的手段，也有教育、感化的手段。但运用专政手段，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综合治理中的首要一条，只有在采取坚决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再辅之以其他手段，才能收到综合治理的效果。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综合治理模式首先是建立在“严打”基础上的。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探索——“严打”与治安（承包）责任制
（1）“严打”
1982年开始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1983年开始了严厉打击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从此“严打”几乎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展开，中国因此进入以“严打”作为对社会进行法律控制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时期。一般认为，第一次“严打”从 1983年8月（笔者认为实际上1982年1月已经开始）至1987年1月。这次 “严打”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
虽然经过82——87年“严打”战役，但是重大刑事案件上升的势头还是很猛。这种情况表明，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认真落实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打防并举，实行综合治理。
（2）治安责任制、治安承包责任制
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已经提出了“推广适合各种情况的安全保卫责任制”。很多地方都积极进行了治安责任制的实践，取得了较好效果。
（三）提出“严打”应同综合治理的其他措施配套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层次观
伴随“严打”而来的犯罪率上升的事实，使决策者认识到，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的。1984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一个报告，在批转的“通知”中，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在社会治安处于非常状态下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从长远考虑，更重要的是加强基层工作和基础工作。为此各级党委和政法部门要抓住集中打击后的有利时机，把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大大向前推进—步。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预防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3]
198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要求在这场斗争中把严厉打击同综合治理的其他措施配合起来，使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指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抓住打击、预防、改造等各个环节，通过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达到控制犯罪，预防犯罪，减少犯罪，并把犯罪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目的。因此，这是全党的一项共同任务，要发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和全社会的力量一齐来抓。并提出，要抓好领导落实和组织落实。综合治理要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各部门分工协作来抓，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第二个层次，政法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并协助党委做好宣传、组织和推动工作。第三个层次，发动和依靠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综合治理的工作。因此，各级党委要有专人负责和建立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门领导机构，切实加强对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基层组织和政权组织都要遵照中央指示，把维护社会秩序、落实综合治理措施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各级民政部门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中，要同公安、司法部门相配合，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治安保卫组织、人民调解组织整顿建设好。这个文件是最早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围“三个方面”的官方文件。这个文件总结了前三年的实践经验，全面地阐述了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应当采取的措施和方法，标志着对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认识已经深化。[4]
（四）提出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十项综合治理措施
1985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通知。通知指出，关心和教育青少年，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全党、组织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力量，从各个方面做大量的工作，作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提出了十项综合治理措施：(1)全社会都要关心和教育青少年；(2)大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理想、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3)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丰富青少年的业余、课余生活；(4)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青少年的求知欲望；(5)严禁淫秽物品，整顿内容不健康的报刊，严厉打击引诱青少年犯罪的教唆犯；(6)严格纪律，在青少年中造成良好风气；(7)巩固在学率，减少辍学生；(8)认真做好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的帮教工作，教育挽救失足者；(9)充分发挥离休退休老干部、老工人、老教师的作用，精心培养青少年；(10)抓紧制定保护青少年的有关法律，切实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十项重要措施，反映出中共中央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了。
（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方法是走群众路线
1986年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质上就是一项教育、挽救人、改造人的“系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根本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不能只靠哪一个部门，而是要靠全党全社会；不能只用哪一种方法，而是要用千百种方法；不能只抓一阵子，而是要长期坚持。会议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把它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该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对劳改劳教、基层基础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至此，中共中央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中心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根本方法与措施，首要环节与中心环节的关系、首要环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的关系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认真解决好四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