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3月28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8年3月28日公布 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我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履行代表的义务，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第三条 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保守国家秘密，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
第四条 代表依照《代表法》及本办法的规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都是执行代表职务。
第五条 保障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市各级国家机关、各政党、部队、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组织，都应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保障。
第二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
第六条 代表应当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时，应于会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请假。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时，应向所在代表团团长请假，
由团长报会议秘书处备案。
第七条 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时，可以在代表团全体会议、小组会议、专门审议会议上发表意见，也可以经大会主席团同意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意见。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法联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议案应当写明案由、案据和方案，其范围和内容主要是：
（一）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二）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项议案和报告的事项；
（三）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的重大事项；
（四）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实施监督方面的事项；
（五）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事项；
（六）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项。
议案可以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之日起提出，也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按大会主席团决定的截止日期前提出。
第九条 提议案的代表可以受邀请列席议案审查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审议议案的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各项选举时，代表有权依法联名提出候选人。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和主席团提出的候选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均应列入候选人名单，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进行预选；大会主席团根据较多数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
代表联名提出候选人，应用书面的方式向主席团说明推荐的理由。
被提名的候选人不接受提名，应向主席团提出书面报告。经主席团讨论并征求提名代表的意见，如提名的代表仍坚持提名并且符合法定的人数，该项提名有效。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法联名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应写明质询的对象、质询的问题、内容和要求。质询案的内容主要是：
（一）有关实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方面的问题；
（二）有关贯彻国家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
（三）有关失职、渎职及决策方面的问题；
（四）有关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方面的问题；
（五）其他需要质询的事项。
第十二条 质询案按照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在会议期间作出答复。答复的方式由大会主席团决定。
提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要求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提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再次答复仍不满意的，大会主席团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办理，并将办理结果答复提质询案的代表。
第十三条 代表在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时，有权向本级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经大会秘书长安排，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应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法联名，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罢免案；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法联名，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提出罢免案：
（一）严重违反宪法、法律和法规的；
（二）失职、渎职情节严重的；
（三）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应再继续任职的；
（四）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
罢免案应写明罢免的对象和理由，并提供有关材料。
罢免案由大会主席团交各代表团审议后，提交大会会议表决，表决采取无记名方式，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法联名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
提议应写明调查的对象、问题、内容和要求，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民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第十六条 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会议秘书处或者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由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办理并答复代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应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闻会之日起三个月内，至迟不超过六个月书面答复代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乡、民族乡、镇人民
政府应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之日起两个月内，至迟不超过三个月书面答复代表。因特殊情况在限期内不能办结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有关代表说明情况和理由。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由有关机关、组织
重新办理，并在二个月内答复代表。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组织本级代表对建议办理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对承办部门的办理工作进行视察或评议。
第三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切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受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也可以组织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十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委托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按照代表居住地域、工作单位、所属行业或者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小组。代表小组由本小组代表推选组长、副组长负责组织开展活动。
第十九条 代表小组每三个月至少开展一次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
（一）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方针、政策；
（二）了解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贯彻实施情况；
（三）开展视察和专题调查研究；
（四）走访选民，听取意见和要求，并向有关部门反映；
（五）交流代表履行代表职务的情况和经验。
第二十条 代表迁出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应立即书面告知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代表在本行政区域调动的，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事机构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通知代表新到单位所在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该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安排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二十一条 代表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安排，围绕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题，参加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应到会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回答询问。
代表视察，如提出约见本级或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时，应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切事先与有关单位联系安排。
第二十二条 代表个人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视察，代表若干人也可以联合视察，视察的单位、内容由代表自行确定。视察活动可以由代表自行安排。也可以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代表的意见和要求，联系安排
，代表持证视察的情况和意见。应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报告。
第二十三条 代表视察时，可以向被视察机关或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由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处理并在三个月内答复代表。
第二十四条 代表持证视察时，遇有与代表本人或其近亲属有关的案件及与代表本人或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事项，应当回避。有关单位认为代表提出的问题不宜答复代表本人时，应当向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出说明。
第二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法联名提议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代表提议临时召集会议，应写明需要讨论决定的问题和要求。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接到代表提议后，应当及时研究，作出决定。
第二十六条 代表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安排，参加对国家机关的执法情况、工作情况和办理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被检查的国家机关和单位，应如实向代表介绍情况，并提供有关材料，听取代表意见
。
第二十七条 代表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安排，参加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评议和对选举、任命的干部进行评议，也可以应邀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切组织的评议活动。
第二十八条 参加评议的代表应当围绕评议的内容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被评议的国家机关或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第二十九条 被评议的国家机关或者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应当到会如实向代表汇报情况，提供有关材料，并根据代表评议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改，在半年内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由组织评议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通报参加评议的代表。
第三十条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应当研究处理，并在三个月以内答复。
第四章 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
第三十一条 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代表参加视察、检查、评议、代表小组活动时在有关会议上的发言，也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二条 对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进行刑事审判，或者实行逮捕以及采取以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有关机关应事先书面报告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应书面报告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许可。在该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可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许可，并由主任会议向下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对同时担任两级以上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进行刑事审判，或者实行逮捕以及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同时书面报告该两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经其中最高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决定许可，并由
其通报有关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机关应立即向该两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切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逮捕以及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立即书面报告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书面报告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由主席团报告下一次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三十三条 代表受到非法拘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时，应当主动表明其代表身份，并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切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主席团提出申诉，有关机关应依法查处。
第三十四条 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在闭会期间参加视察、执法检查、评议、列席会议、参加代表小组活动，代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时间保证，并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工资和其他待遇。
无固定收入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根据实际情况由本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第三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无固定工资收入代表的误工补贴、代表小组活动以及代表学习资料等所需经费，应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编制年度计划，交本级人民政府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第三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驻在开发区的工作机构，应为在本区域内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市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方便和条件。
第三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支持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认真办理代表的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接受代表的监督。
第三十八条 一切组织和个人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对拒绝、阻碍执行代表职务，代表有权直接或者通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向有关单位及其上级机关反映。有关单位或者机关应当及时处理。
对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进行打击报复或者以暴力、诬陷、威胁等方式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代表可以直接或者通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司法机关应当及时查处。
第五章 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
第三十九条 代表受原选区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代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同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保持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回答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努力履行代表职责。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后，代表应向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及时宣传会议精神，并带头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代表不在原选区居住或者不在原选举单位所在地工作的，每年至少应回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参加一次代表活动。
第四十条 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罢免代表的程序是：
（一）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代表依法联名可以提出对由本级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依法联名，可以提出对本级选出
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
（二）对由选民直接选出的代表，选民有权依法联名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罢免案；
（三）罢免案应写明罢免的对象和理由、并提供有关材料；
（四）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席团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提出申诉意见；
（五）罢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须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须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罢免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六）罢免由选民直接选出的代表，经区、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对被罢免代表的问题核实后，提交原选区选民决定罢免，罢免须经原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七）罢免代表采用元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
第六章 停止执行代表职务和代表资格终止
第四十一条 代表被依法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或者在任期内恢复其执行代表职务，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通知代表本人，并通知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
第四十二条 本市县以上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后予以公告，并同时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区、县（市）或者乡、民族乡、镇由选民直接选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书面提出辞职，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接受辞职后予以公告。
第四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被依法终止的，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予以公告，并向代表资格被终止人发出终止其代表资格的书面通知。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1998年3月28日
论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
5 吕岩峰
[摘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重构和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学者们提出了所谓“趋同论”和“特色论”等不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差异，一方面渊源于它们所受到的不同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其观察问题的侧重面不同所致。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复杂性和国际私法特殊性的认识，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借鉴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两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应有所偏颇。
[关键词]国际私法 立法取向 趋同论 特色论 两点论 中国国情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法律体系。①到了90年代，中央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作为其工作重点。实践的发展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国际私法在立法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其主要问题是，我国已经形成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主义的影响，在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现有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则显得很不完善，且其中某此具体规范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很不适应。②这样，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制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完备系统的国际私法法规的任务尚未列入中国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但是，中国的国际私法学者们却以极大的热情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开始了“重构”、“完善和发展”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宏伟工程。其具体举措主要有二：其一，中国国际私法学会1993年年会决定成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迄今，已产生了第三稿；其二，围绕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广泛深入热烈的研讨，从而形成了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思潮。
二、两种主要思潮述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私法立法和怎样进行国际私法立法，对此，学者们各有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趋同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国际间法律文化的相互传播，世界各国法律的趋同化走势愈益显著。③在这股法律趋同化的大潮中，国际私法的趋同化倾向也在不断加强。事实上，自二战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民事联系的大大加强，同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接近或一致，日益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其接近或一致的程度，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私法制度健全与完善状况的主要标准之一。
“趋同论”者认为，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它根植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艰巨任务，因而都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国际法律环境和国内法律环境。这就有力地推动各国努力改善自己的国际私法制度，从而迅速地形成种种为国际社会较普遍接受的实践。其次，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不断加强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为了求得经济的迅速发展，全世界各种区域性经济共同体或经济联盟不断涌现，它们都致力于消除妨碍经济联系的、因法律歧异所引起的障碍。第三，各国法律思想、法律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也对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以电脑、电视、卫星为主体的现代化传播网络覆盖全球，因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活动方式信息一体化”。跨文化交流，或曰文化融合，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趋势之一。随着信息资料的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并由于国际社会的客观需要，伴随着文化融合的大趋势，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的交流速度也日益加快，其规模在日益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④
“趋同论”者主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应顺乎潮流，尽量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而且，国际私法本来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以其独特功能对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起着推动和保障作用。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约130个国家和地区，凡是搞得比较成功、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的，都有包括系统的国际私法法规在内的比较健全的法制。⑤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观念的制约，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得不“颇具特色”的话，那么，在我们已经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即应毫不犹豫地向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靠拢。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为我们借鉴、“移植”国外先进的立法提供了基础。⑥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是由于国际社会中较为普遍的立法实践，大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接受它便不能顺利地开展对外经济交往，也不能很好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决中国法律如何与国际公约协调，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及中国法律如何更好地借鉴、吸收外国先进的国际私法制度，这是中国国际私法学的重要课题。
（二）“特色论”。它强调中国的国际私法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反对对外国国际私法条文照抄照搬。⑦这一派学者的立论，首先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认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立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其民主与法制建设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认为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传统和法律思想历史，而且这种传统和历史较其他国家更悠久，更深邃，更成熟，更具个性。在这种文化土壤上产生的国际私法必然且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否则，便难于被国人接受，也难于同中国的文化积淀相融合。第三，认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需要有中国特色，主样才能表明中国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称得上对世界和人类有所贡献，才无愧于古老的中华法系，才与泱泱大国的地位相当。第四，中国虽然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终究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时间不长，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方式方法尚不成熟，这方面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也不足。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应该简单地移植或抄袭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私法，也不应该简单地接受那些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不相适应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无论它们是来自条约，是来自惯例。
基于上述认识，“特色论”者认为，完善和发展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主要途径是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经验，充分尊重我国现有的国际私法规范，并应努力追寻中国唐朝《永徽律》中规定的冲突规范所蕴涵的“中国精神”。
应该肯定，上述两种观点都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确立的形势下，针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存在的严重缺陷，为建立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而提出来的。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在寻求一个理想的国际私法立法方案，以便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促进对外开放，维持国际民商事活动的良好秩序，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正常运营。
“趋同论”和“特色论”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渊源于它们所受到的不同的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趋同论”主要是受到以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的特征之一，是“以未来设计现代”，认为未来的社会生活将越来越国际化，国界将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意义。因此，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也应依这种未来的趋势去设计、制订。“特色论”则主要是受到“后发展理论”，特别是其中以亨廷顿、佩鲁、马约尔为代表的“人文生态学派”的影响。这一理论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强调选择独特的发展道路，不重复不模仿，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应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为标准，而应有自己的发展标准，注意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力资源，并应保持其政治上、文化上的自主性，即应“从被动的依附性的发展转向开放的内源性的发展”。在文化问题上，“后发展理论”受20世纪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各种文化都是等值的，它们之间是不可比的，对一种文化是抛弃还是保存，主要取决于文化群体是否适应。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作为引导和保障中国社会发展的措施之一，也应具有独特性、自主性，不应受到外来法律文化的浸染。
另一方面，是由于其观察问题的侧重面不同。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就对现实情况的认识而言。“趋同论”者看到了由于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大趋势，他们着眼于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强调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国际性经济，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合作中求发展已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各国的法律思想文化也在相互交流，相互吸收。而“特色论”都则着眼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渊远流长的法律文化，并且认为，只有具务民族特色的东西，才能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第二，就对国际私法的认识而言。“趋同论”者认为，由于各国发展国际经济民事交流和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并为减少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法律障碍，各国国际私法中接近的、比较协调一致的东西和属于国际法的因素会不断增加，从而，国际私法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表现出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复归。国际私法作为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着基本相同的特点和规律性，因而国际私法的本质和目的，在世界各国也都是相同的，即解决各国法律的相互抵触问题，求得国际民事生活的安全和稳定。“特色论”者则认为，国际私法首先和主要是以国内法的形式存在的，只要有民族国家存在，国际私法因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传统等的不同而必然具有的民族特性和国别差异便不会消失。每个国家在运用国际私法解决法律冲突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还是本国的主权和利益，它所追求的国际民事生活的安全和稳定，也首先是指其本国当事人在涉外民事交往中不受损害和免遭风险。因此，国际私法的功能，主要是实现其本国的对外政策目标，维护其本国及其当事人在对外交往中的权益。
应该指出，“趋同论”和“特色论”二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它们在阐述各自的主张的过程中，也往往兼及相对的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和接受对方的观点，只是它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问题的侧重面不同，因而在总的倾向上有所区别。这种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赞同和在总的倾向上的相互区别，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国际私法这一法律部门的特殊性决定的。
三、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
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国际私法的特殊性的认识，我们主张，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即，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借鉴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两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应有所偏颇。
（一）国际私法的中国立法应有中国特色
可以说，国际私法首先是民族的法或者国家的法，从7世纪中国唐朝《永徽律》的规定，到18世纪巴伐利亚民法典和普鲁士地产法的条款，直至近现代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都无疑问地证明了这样两个事实：其一，国际私法最早是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出现的；其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际私法立法。这两个事实则同时表明，国际私法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国别色彩和深厚的民族底蕴。其所以如此，主要源于下述原因：
第一，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涉外民事关系。其中的涉外因素无论是来自主体方面，还是来自客体方面，抑或是来自法律事实方面，都必须在同内国的联系中方有实际意义。内国因素是涉外因素存在的条件，内国因素与涉外因素是共生共存的。在一个民事关系中，只有内国因素而没有涉外因素，不成为涉外民事关系，只有涉外因素而没有内国因素，那么，对内国来说，也不成为涉外民事关系。所谓“涉外民事关系”，其实是由内国因素与涉外因素共同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一对矛盾中，内国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这是由国家主权原则决定的。基于主权原则，国家拥有属地优越权和属人优越权，它对在其境内的一切人员、物品、发生的事件和在其境外的本国国民都拥有管辖的权利和保护的义务。因此，一国在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时候，基于主权原则，首先考虑内国利益和内国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内国的政策目标和利益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各国的普遍实践。这种相应的措施在法律上主要体现为各国在制定其国际私法的过程中，总是要采用有利于其本国的制度、规则和规范，甚至要规定一些特殊的原则和程序，各国对待反致制度的不同态度，对于“公共秩序”概念的不同解释，对于属人法中住所地法和本国法的不同识别，⑧都证实了这种情况。所以，各国用以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国际私法，总是存在着某种差异。
第二，国际私法的任务是解决民事法律冲突，为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确定“准据法”。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必须正视各国民事法律存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由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事实上，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总是作为其民事立法的组成部分或其必要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在形式上的突出表现，即如我国《民法通则》那样，专辟一章，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当然，即使它以独立法典的形式出现，其性质也同样如此。唯其如此，所以，一方面，
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同基本国的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作为“民事法律适用法”，国际私法在解决民事法律冲突时，又必须照顾到本国民事立法的制度和规则，保障本国民事立法政策和目标的实现，至少不应与之相违背。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使得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可避免地打上“民族精神”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国家的“痕迹”。这在那些深受宗教传统，民族风俗和心理定势影响的领域，如婚姻、家庭、继承领域，更是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⑨各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国民事法律必然存在差异，从而便决定了作为“民事法律适用法”的各国国际私法的差异。
第三，国际私法是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的。一国的对外政策是该国统治集团对外政治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它是制定国际私法的依据之一。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位置和处境，都有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对外政策。为使这种对外政策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方面得以实现，便应将其反映在国际私法立法中。所以，一国的对外政策会直接间接地影响该国国际私法的内容，这是没有疑义的。这种影响也自然会导致国际私法的国别差异。
上述情形也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国际私法的中国立法应有中国特色这个问题。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旨在调整与中国有关的涉外民事关系，是中国法院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确定准据法的依据，也是实现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博大精深、渊远流长的中华法律文化“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对法律的态度、情感和期待”，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可能不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自己的民族品格或民族性”。⑩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只有在原则、规则、规范、制度、体例等诸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独创，才能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才能既于愧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又对世界有所贡献。为达此目的，至少应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应在立法中注意反映中国国际私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反映中国国际私法学者已经达成共识的见解和主张。一部成熟的国际私法立法应当是一种成熟的国际私法理论的体现。历史上的“法则区别说”、“法律关系本座说”、“国际礼让说”等国际私法学说，都曾深刻地影响了国际私法的立法。在国际社会颇具影响的美国的两部《冲突法重述》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1934年的第一次“重述”是以“既得权说”为理论基础的，1971年的第二次“重述”是以“最密切联系说”为基础的。应当承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国际私法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落后，但是经过我国国际私法学者的辛勤努力和不懈奋斗，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学者对国际私法各种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应该且有必要在立法中得到反映。中国学者的国际私法理论思维必然使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透射出中华法律文化的灵光。
第二，应以解决中国所特有的国际私法问题为重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国两制”局面的形成，“三个法系四个法域”状况的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中国的“专利”，而这些问题也直接关系着中国对外民事交往的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与中国有关的涉外民事关系的形成和特点。注意通过国际私法立法妥善而适当地解决相关问题，既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特殊使命，也会使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独领风骚，并使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内容异常丰富而充实，成为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状况的一个写照。
（二）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应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