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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2004年修正）


（2002年7月1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41号发布 根据2004年10月3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75号《关于修改〈山东省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等10件省政府规章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与安全生产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必须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并将其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 县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安监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工作，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

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具体负责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同级安监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根据需要设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配备人员，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保障措施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并组织建立单位自救、区域互救、政府救援的应急防范救援体系。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特大、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经主要领导人签署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七条 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或者机构涉及安全生产事项审批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批准。

第八条 中小学校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教育以及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必须确保学生安全，不得以任何形式、名义组织学生从事接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劳动以及其他危险性劳动，或者将学校场地作为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场所。

第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的操作规程、标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必要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安排一定的专项经费用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专项经费在成本中列支。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重大危险源、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报告、评估、监控和整改制度，定期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必须及时消除。重点防护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制定应急处理预案。

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具备管理安全生产和处理安全事故的能力。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与其岗位相关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使其具备相应的安全操作技能；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参加专业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除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等以外的特种作业人员，应当参加经省安监部门认可的培训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管理人员不得违章指挥，强令从业人员冒险作业；从业人员必须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作业，并有权拒绝执行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指令。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工程）的安全生产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烟花爆竹以及从事建筑安装、矿物开采等危险性作业的，必须由安监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进行安全资格认证。

矿山、化工、冶炼、建筑等行业和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易燃易爆物品的企业，应当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条件评价。

第十四条 劳动防护用品的设计、生产、检验、销售、使用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情况实施定期检查，发现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责令立即排除或者限期整改；超出其管理权限的，应当立即按程序上报。无法保证安全生产的，应当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有关设备和设施的使用。

第十六条 安监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制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和措施，并组织实施。对重大危险源和重大事故隐患，应当进行全面监控和跟踪检查。

第十七条 负责安全生产事项审批的部门或者机构，必须依法对获得批准的单位和个人实施严格的监督检查，发现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必须立即撤销原批准事项；发现未经批准从事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活动的，应当立即予以查封或者取缔。

第十八条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在依法履行职责时，必须持有效执法证件由2人以上共同进行，并有权进入有关场所，查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发现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时有权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监督检查结束后，监督检查单位应当及时向被检查单位通报检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第十九条 安监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应由其他部门负责处理的不安全事项，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进行处理，并向安监部门反馈处理结果。

第二十条 安监部门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中介机构的监督与指导。从事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和设备的检测检验、安全培训、安全评价等活动的中介组织，应当经省以上安监部门审查认可并取得相应资格。

第四章 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

第二十一条 发生安全事故后，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保护事故现场，并按规定立即上报，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拖延不报。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迅速组织救助，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服从指挥、调度。

第二十二条 发生重伤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必须立即报告事故发生地的安监、监察、公安部门和工会组织以及行业管理（主管）部门，并由事故发生地的安监部门按下列规定上报省安监部门：

（一）一次死亡1至2人或者重伤3至9人，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事故，于24小时内上报。

（二）一次死亡3人以上或者一次重伤10人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上（铁路、水运、矿山、水利、电力等为500万元以上）的事故，必须立即上报。省安监部门接到报告后必须立即报告省人民政府和国家安监部门。

（三）其他性质恶劣、影响重大的事故，必须立即上报。

第二十三条 有关方面接到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调查：

（一）轻伤或者一次重伤1至2人，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足50万元的事故，由生产经营单位自行组织调查；

（二）一次死亡1至2人或者重伤3至9人，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不足100万元的事故，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

（三）一次死亡3至9人或者重伤10至49人，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不足300万元（铁路、水运、矿山、水利、电力等为100万元以上、不足500万元）的事故，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

（四）一次死亡10至29人（铁路、水运、矿山、水利、电力等为10至49人）或者重伤50人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上、不足500万元（铁路、水运、矿山、水利、电力等为500万元以上、不足1000万元）的事故，由省人民政府组织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

（五）一次死亡30人以上（铁路、水运、矿山、水利、电力等为50人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铁路、水运、矿山、水利、电力等为1000万元以上）的事故，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调查。

前款（一）至（三）项所列事故中属于性质恶劣、影响重大的，上级人民政府可以直接委派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二十四条 调查组由安监、监察、公安部门、工会组织和事故发生单位的行业管理（主管）部门组成。调查组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和人员参加。

事故调查应当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情况，确定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事故处理和防范措施意见。

第二十五条 事故调查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完成，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120日。事故调查结束后，应当由调查组出具事故调查报告。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情况、性质和责任划定、事故处理以及防范措施意见。调查组对事故原因分析和责任人员处理意见不一致的，由安监部门作出调查结论。

第二十六条 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和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自接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30日内，应当对有关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无权提出处理意见的，应当向有关方面提出处理建议。

第二十七条 事故调查报告和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必须按程序报经安监部门批复。属于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项事故的，由县级安监部门批复；属于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三）项事故的，分别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的上一级安监部门批复；属于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四）、（五）项事故和上级人民政府直接委派调查组进行调查的事故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批复。

第二十八条 事故调查报告和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经安监部门批复后，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以及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对事故和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应当履行职责而未履行，或者未按照规定的职责和程序履行，致使本行政区域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根据情节轻重，对主要领导人给予记大过以上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负责安全生产事项审批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未按照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履行职责，致使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根据情节轻重，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给予降级以上直至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发生安全事故后，有关人民政府和政府部门隐瞒不报、谎报、拖延报告或者阻碍、干涉事故调查和处理，或者未按规定组织救助的，根据情节轻重，对政府主要领导人或者政府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记过以上行政处分；造成事故损失扩大的，给予记大过以上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的副职领导人和县以上有关部门的副职负责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重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负有责任的，比照本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中小学校违反本规定，组织学生从事危险性劳动或者将学校场地作为危险品生产经营场所的，根据情节轻重，对相关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和教育部门的正职负责人给予记过、降级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对校长给予撤职的行政处分，对直接组织者给予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监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有关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建立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报告、评估、监控和整改制度的；

（二）非法阻挠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或者对检查出的安全事故隐患拒不整改的；

（三）非法阻挠和干涉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的。

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并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由安监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安监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重大安全事故，是指第二十三条第（三）项所列事故以及本省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其他性质严重、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故。

第三十八条 法律、法规对安全事故隐患查处、安全生产培训、安全事故救助、安全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法律责任追究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正当性基础的应然选择
　　　　　　　　　　　　　　　　　　　——美国集团诉讼的历史考察与现代启示

　　内容提要: 意思自治与集体主义的冲突自始自终贯穿于集团诉讼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共同利益理论、同意理论以及实体理论则是学界为缓解这一冲突而提出的对策。实体理论既克服了共同利益理论在方法论假定上的缺陷，也可以克服同意理论在事实假定上的不足，是我国构建代表人诉讼制度正当性基础的最佳选择。


作为一种程序机制，集团诉讼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它源于17世纪英国的息讼状（the Bill of Peace），[1]是司法便捷理念与法学理论共同作用的产物。[2]与之相反，Stephen C．Yeazell教授则把现代集团诉讼的起源整整向前推进了五个世纪。他认为，现代集团诉讼是中世纪英国团体诉讼（group litigation）——由团体中的一人或数人代表整个团体起诉或应诉[3]——传统的一部分，[4]始自1199年的坎特布雷教会法院，大致经历了中世纪（12－15世纪）、近代（16、17世纪）和现代（18世纪至今）三个时期的历史发展，最终成形于1966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23条。本文循着Yeazell教授的这一思路，考察了集团诉讼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演进历程，尤其是法律人为寻求集团诉讼的正当性基础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以期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一、集团诉讼的历史考察

（一）中世纪英国的团体诉讼

在中世纪的英国，团体位于社会组织的中心，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团体是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个人主要依靠行会、教区以及农村合作社提供生存所需的各种供给（support and assistance）。[5]其次，团体是中央政权实现其统治的有效手段。当时的中央政权仅拥有少量的行政机构，因而不得不依靠组织有序的团体来实现其统治。[6]也就是说，在中世纪的英国，团体是整个社会的基石，团体的普遍存在及其对个人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英国中世纪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各类团体，也将其触角延伸到了司法领域。自1199年起，英国相继出现了Martin，Rector of Barkayv．Parishioners of Nuthamstead案、Lincoln案以及Exchequer案等案件。[7]在所有这些案件中，涉诉团体的一个或几个成员代表整个团体起诉或应诉，法院根本不关注这一个或几个成员是否有资格代表整个团体实施诉讼行为，而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案件实体问题方面。这一事实表明，在中世纪的英国，团体作为诉讼主体起诉或应诉的事情是社会的常态，法官并没有把这种团体诉讼视为另类，甚至根本不考虑代表团体起诉的那些人是否是合格的代表人，因为团体的规模及其成员间的内部责任“实际上排除了团体代表损公肥私的可能性。”[8]

与现代的集团诉讼相比，这些发生于英国中世纪的团体诉讼具有不同于现代集团诉讼的几个明显特征。首先，中世纪大多数集团诉讼所涉及到的团体不仅先于诉讼本身而存在，而且这些团体在乡村生活中的基础也非常牢固。与之相反，从事现代集团诉讼的许多团体都是因共同的法律背景（legalcircumstance）而临时联结在一起，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具体说来，现代集团诉讼中的集团往往是因为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而组成的临时联合，在诉讼之前并不存在。其次，中世纪团体诉讼并不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联合起来对抗强大对手的武器，而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是个人生活以现存团体为中心这一社会事实在诉讼领域的体现。与之相反，现代集团诉讼则可以创造出权力，[9]是分散的个体用于对抗给其造成损害的强大企业的手段。再次，法官对团体诉讼的态度也不一样。在中世纪的英国，政府往往把团体而不是个人作为思维的基本单元，这也使得法院法官在看待团体诉讼方面具有类似的思维：中世纪的法官并没有把团体诉讼视为另类，也不认为团体诉讼的存在需要其他特别的理由。而现代集团诉讼则是对个人自治这一普遍法治原则的背离，其维持与存在需要特别的理由。最后，中世纪团体诉讼对团体成员利益的保护并不依赖于为现代集团诉讼所必需的代表的充分性，而是依靠团体成员的内部责任以及团体本身规模的大小。[10]现代集团诉讼则需要通过代表的充分性、拆分集团、法官的监督等措施来保护集团成员的利益，以防止律师和代表原告损害集团成员的利益。

（二）近代的团体诉讼

16、17世纪是团体作用日渐式微的时代。随着农奴向市民身份的转化，封建等级制度随之解体，维护中世纪团体之统一的基础也随之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往往根据自利观念组成了临时联合。[11]同时，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强化，国家依靠团体来实行有效管理的必要性也进一步降低。[12]

随着团体作用的弱化，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都开始质疑团体诉讼的正当性。首先是当事人开始质疑由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代表整个村庄或教区的做法，然后是法院相继减少了受理集团诉讼的范围和数量。[13]到了17世纪，不仅团体诉讼的数量减少，而且团体诉讼分布的区域也发生了变化，从喧嚣的城市退隐到了僻静的乡村。[14]到17世纪末，能够提起诉讼的团体类型也受到了限制，只有那些被国家授予了法人许可证的自治市和教区才享有无限接近王室法院的权利。在中世纪享有不受约束的诉权的非法人团体，现在仅限于在大法官法院提起诉讼，而在大法官法院所能获得的救济手段十分有限。[15]也就是说，在16、17世纪，原本不受约束的团体诉讼，无论在案件数量、分布地域，还是在团体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中世纪意义上的团体诉讼似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除了因为团体作用的弱化而导致团体诉讼广受质疑之外，个人主义的兴起也为团体诉讼的没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个人主义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也就是强调个人自治，这与团体诉讼的集体主义观念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个人主义与作为团体诉讼之基础的集体主义的冲突与调和成了集团诉讼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永恒主题。

在团体作用日趋弱化与个人主义观念日益强大的双重背景下，法院开始为非法人团体诉讼的存在寻找正当性依据，而代表人诉讼（representativesuits）概念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在代表人诉讼中，一个人可以代表许多对诉讼标的享有重大利益的不具名当事人提起诉讼，而判决结果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这一程序设计既保持了一个单一的判决可以约束所有利害关系人这一优势，又避免了对当事人进行强制合并所带来的实际困难，[16]可谓一箭双雕。至此，以团体身份作为联结团体成员之纽带的中世纪团体诉讼，已被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代表人诉讼所取代，现代集团诉讼的雏形由此形成。但是，基于法律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原因，这种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英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由英国的代表人诉讼发展至现代的集团诉讼，这一过程是由美国来完成的。

（三）现代的集团诉讼

现代的集团诉讼的最终定型得益于美国为复兴代表人诉讼制度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美国的三次立法改革之中：（1）1848年《纽约菲尔德法典》；（2）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3）1966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修改。

美国复兴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最初努力是1848年的《纽约菲尔德法典》。该法典允许大量“具有相同或共同利益的人”提起集团诉讼，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提起集团诉讼所应具备的条件。但是，这一改革并没有引起司法界的积极反应，以至于“十九世纪的美国法院几乎找不到团体诉讼的位置”。[17]

美国复兴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第二次努力是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第23条。该规则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了集团诉讼判决的既判力方面，规定集团诉讼判决对于普通法上的救济和衡平法上的救济都具有约束力，打破了集团诉讼只适用于衡平法救济的传统。除此之外，该规则还根据集团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同，将集团诉讼分为“真正的集团诉讼”、“混合的集团诉讼”和“虚假的集团诉讼”三类，并分别规定了每一类集团诉讼的适用条件。[18]然而，法院的反应仍然十分冷淡，要求改革集团诉讼相关规则的呼声仍不绝于耳。

到了1966年，民事规则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Civil Rules）开始回应这种改革呼声，着手修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此次修改，无论从理念还是从制度层面来看，都较复兴代表人诉讼的前两次努力有明显的提高。从理念层面来看，《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此次修改是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判断集团诉讼是否适当的一种尝试，[19]它重点考虑的是集团诉讼的适用效果，而不仅仅是以人数的多寡为标准，从而区别于1938年规则所奉行的“概念主义”（conceptualism）标准。从制度层面来看，此次修改的内容重在保障集团诉讼的被告和被代表人的程序公平，比如代表人诉讼的司法审查、对被代表人的通知以及集团成员的选择退出等等制度设计，无不围绕这一目的而展开。总体说来《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此次修改，在承认和规制集团诉讼的“区分主义特征”（particularistfeatures）与珍视集团诉讼的集体主义维度之间取得了合理的平衡。[20]从修改的实际效果来看，此次修改得到了联邦法院的积极响应：在此次修改之后的十年之内，美国联邦法院每年将受理3000多件集团诉讼案件，占整个联邦民事案件的2．7%。[21]

二、法律人对集团诉讼正当性基础的探求

从集团诉讼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个体自治（individual autonomy）与集团诉讼的集体主义特征之间的冲突与调和一直贯穿着集团诉讼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为背离个体自治这一法律传统的团体诉讼寻找正当性基础就成为了法律人孜孜以求的永恒课题。

在个人主义尚未兴起的中世纪英国，集团诉讼的正当性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团体的存在这一社会事实本身便足以为团体诉讼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说明，这也正是当时的领主法院（manorialcourts）“对代表问题以及团体特征漠不关心”的原因所在。[22]

在16、17世纪的时候，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法律主体被逐渐限制在自然人和法人这两类主体之上，非法人团体所提起的代表人诉讼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为代表人诉讼提供正当性说明，成了当时的法院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为非法人团体提起的代表人诉讼寻找正当性基础的过程中，“同意”（consent）和“利益”（interest）这两个概念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自17世纪开始，个人主义开始弥漫于西方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依靠团体来组织社会生活的中世纪实践已经难以为继。曾经为代表人诉讼之存在提供了正当性说明的团体，如今再也无法担当起为代表人诉讼提供正当性说明的重任，为此，法律人不得不另谋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代表原则的个人同意观念便应运而生了。在整个17世纪，且不论被要求的“同意”的程度如何，即使不从案件本身，而是从与这些案件相关的材料来看，以同意为基础的代表原则的存在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23]

然而，以当事人的同意作为代表人诉讼的正当性基础，在实践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正如Lord Eldon所言，“并非所有的成员都能得到确认，更别说联系他们以取得他们的同意了。”[24]职是之故，自1722年Chancey v．May一案始，集团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取代了集团成员的“同意”，成为了集团诉讼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Chancey v．May一案中，大法官将“同意”（consent）抛在一边，转而以“利益”作为代表的标志。[25]到了18世纪，大法官们态度总是犹疑不定，时而要求组织之间具有利益的共同性，时而则要求更多。直到1805年的Adair v．New River Company案，这一举棋不定的做法才得以终止，“利益”成了代表人诉讼得以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基础。[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