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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非监禁刑为主要特征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应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它的出现与发展对刑罚执行制度影响深远。我国紧跟时代步伐，于2011年颁布了《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经过长期的理论论证和实践经验总结，我国又于2012年正式颁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加强和改进了对特殊罪犯的管理和惩治方式。

前言

2003年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它激发了我国对社区矫正的思考，也引导理论界和实物界进一步深入探究刑罚执行问题。社区矫正的试点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我国对社区矫正的审视和思考，而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不仅是对社区矫正的制度性确定，更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把握此项制度。

一、社区矫正概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刑罚的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即产生了帮助罪犯复归社会的指导思想。[①]于是，社区矫正应运而生。一般认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社区矫正是由美国率先推行的，由于其注重对犯罪人的改造、完善而不是报复；因此，社区矫正比监狱矫正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刑罚发展的趋势。

（一）社区矫正的内涵

社区矫正，有的国家称之为“社区矫治”，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在我国，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二）社区矫正的特点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社区矫正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主体的特定性

在社区矫正中，国家机关承担着指导者、决定者、监督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由特定的机关负责执行特定的工作。在我国，社区矫正的指导者、决定者、监督者和具体执行者是特定的，指导者是司法行政机关，决定者是司法机关，而监督者则是公安机关。

2、对象的类型化

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特殊类型的罪犯。作为社区矫正对象的罪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按照刑法的明确规定，只有被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或者裁定假释的罪犯才可以进行社区矫正。因此，其特殊性便在于上述几种罪犯的罪行较轻或者刑罚执行过程中的良好表现；其本质是罪犯的社会危害性较小或者人身危险性极大地降低。

3、矫正的地域性

顾名思义，社区矫正是在社区中，而非监禁场所进行的。社区矫正强调在社区中对罪犯进行行为上甚至是精神上的矫正。执行社区矫正的场所是在社区之中，罪犯可以在自己居住或者长期居留的社区环境中参与社区矫正，完成审判机关判决的事项，或者进行社区矫正机构指定或者鼓励的事项。

（三）社区矫正的起源

社区矫正，也被称为社区处遇，是相对传统的机构式而言的一种新兴的犯罪处遇方式。[②]而新的处遇方式是需要全新的社会理念作支撑的，在20世纪50年代逐步兴起的罪犯再社会化思潮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理念。以安塞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学派主张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和再社会化，使社区矫正思想由孕育走向成熟，并逐渐由学说渗透到立法，再转化为各国的司法实践。

1、社区矫正的探索——犯罪寄宿所的建立

19世纪初期，美国就出现了构建社区矫正的伟大尝试，但却鲜有成功案例。19世纪中叶，第一个罪犯寄宿所艾萨克·E·霍珀之家的建立，可以说是社区矫正的里程碑。此后，30年内类似的寄宿所在费城、芝加哥、旧金山和新奥尔良相继出现，都由私人社团出资并管理。

2、社区矫正的构建——缓刑、假释制度的形成

社区矫正的另一形式——缓刑——也是在美国发起的。1841年约翰·奥古斯塔斯到波士顿治安法院的囚犯羁押处要求把酗酒犯释放出来交给他看管，此后的18年里，奥古斯塔斯一直持续从事义务监督活动直到去世为止，以保释缓刑的方式总共接收了1946名罪犯。

社区矫正的又一形式假释，是在1876年由美国纽约州埃尔米拉教养院开始实施的。早期的假释是对保持良好行为至少1年时间的犯罪人的奖励。以后各州纷纷推广假释制度，直到1900年，20个州有了假释法；到1922年，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都通过了假释立法。

3、第一部社区矫正法的颁布

美国作为社区矫正司法实践的先行者，其在立法方面的成果尤其不容忽视。20世纪30年代中叶后，美国行刑领域称谓发生重大变化，“刑罚领域”更名为“矫正领域”。1954年，美国监狱协会更名为矫正协会，标志着行刑理论和实践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社区矫正法——明尼苏达州《社区矫正法》出台，标志着世界上第一部社区矫正法的诞生。

（四）我国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

熵与环境权
[摘要]环境权的产生，是在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环境权的提出，是环境伦理发展的结果，是人类世界观系统化的结果。作者引入热力学中的熵的概念，借以论证环境权的性质，并总结了关于环境权问题理论界的几种观点，最终说明环境权是一种系统权，其本质是系统权利和要素权利的平衡，是一种义务性权利。
[关键字]环境法，环境权，熵
[作者情况] 李飞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政法委员会 030600 lolchina@163.com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①----恩格斯①

引论：环境问题与环境权
自从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在自然界定居生活以来，以人类居住地为中心的环境退化即宣告开始。所谓环境问题是指“因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环境破坏和环境质量变化，以及由此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②。环境问题作为人与自然界对抗的产物，自人类产生的那一天就开始出现，可以说，环境问题的产生“可以说明是必然的”。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人类刚刚从森林中走出，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和干预还极为微弱，人类对于自然的活动也仅仅以动物性的活动为主，在此阶段，人类对于自然的作用还尚未超出自然的调节能力，也当然不会产生诸如今天的严重的问题，但火的使用，使人类第一次掌握了一种自然资源，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可以说：“人类掌握了对火的使用……是环境变化的罪魁祸首”③。经过两次社会大变革，人类进入了农牧社会时期，此时，人类已经结庐而居，开始开垦荒地，杀伐森林，放养牲畜，对于环境的态度也由消极的适应转化为有限的开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人口持续增加，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逐步产生了小范围的环境问题，过度开垦导致森林破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同时随着城市的出现，环境污染出现了萌芽。但此时由于人口数量，城市规模还非常有限，对于小范围内的环境问题，人类可以通过迁徙来解决问题，故而没有得到人类的重视。伴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人类由农耕文明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织造，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向更深层次发展；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大规模的垦伐，化学工业的出现，使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让环境污染迅速超过了自然系统的自净速度，环境问题上升为局部性问题，八大公害事件正是其最集中的体现。由于局部地区环境的恶化，自然环境进入了全球性全面恶化阶段，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厄尔尼诺现象等一系列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环境问题超越了专家学者的视阈，超越了一国的边界，成为全世界每一个人不得不关注的严重问题。
而环境权，就是在环境全球恶化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权利。对于环境权，蔡守秋教授认为“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就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权的性质是人权，是一种自得权，是以自负义务的履行为实现手段的保有或维护适应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④
关于究竟什么是环境权，环境权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权利，环境权是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在此姑且不论，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我对环境权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 熵与环境系统
1. 什么是熵
熵（Entropy，希腊文中字义为发展演化）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clsuslus）1854年首先提出的一个热力学状态函数。克劳修斯将熵这个概念引入热力学，用来阐明热力学第二定律。1877年，奥地利物理学家玻耳兹曼提出了玻耳兹曼关系式，建立了熵与系统微观性质的联系，赋予了熵统计学的意义。玻尔兹曼（Boltzmann.L）从分子运动论的角度对熵的含义进行了扩展，认为熵是分子运动混乱程度（无序度）大小的一种测度，是系统无序程度的描述。玻尔兹曼同时给出了熵的计算公式：熵（S）与系统无序度Ω间有如下关系：
S＝ KlnΩ
在该公式中中K即玻尔兹曼常数，ln为自然对数。⑤
由此看来，在一个系统中熵的大小与系统无序度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系统熵越大则无序度越大；系统无序度越小，则系统的熵值越小。
同时还提出了所谓熵增原理：隔离系统中一切自发过程都是向着熵值增加的方向进行，达到平衡时熵值最大。⑥也就是说，孤立系统总是向着熵值增大，即有序度差的方向发展。对于任何一个开放的系统来说，它与环境系统间都存在着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因此，“其熵的变化不仅要考虑系统内部的熵增加，同时还要考虑系统与外界的熵流通。”⑦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系统，其熵值S由两部分组成即：S＝ 外熵变+内熵变 外熵变是指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所引起的熵变，也称为熵流；内熵变为系统内部的不可逆过程引起的熵变，也称熵产生。
2. 熵与环境问题
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表述,能量既不会消灭,也不会被创造,能量只能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整个世界的能量是守衡的，换句话说， “太阳底下是没有新鲜的东西” 。单纯的认为能量的守衡而不考虑能量在转化中的损耗，只会导致人们片面的认为自然资源是能被永恒利用的，正因为能量的总量是不变的。但是在现实中却往往与之相反，人类对资源的利用只能导致总量的减少而不会保持不变。这是因为在能量的转化过程中， 能量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损失，即当从“‘有效的’或‘自由的’能量”变成“‘无效的’或‘封闭的’能量”，我们会因此“得到一定的惩罚”⑧我们损失了能在将来用于做某种功的一定能量，而这个惩罚，就是熵。例如，在燃烧的过程中，在我们获得的热量并不完全相当于燃料本身的能量，这是因为燃料本身的能量一部分转化成了气体，一部分转化为热量，还有一部分转化为了其他的形式。虽然燃烧过程中能量并没有消失，但同一燃料再也无法来做同样的功了。因此污染的本质，其实就是无效能量的增加，是熵的增加。而对于环境破坏来说，其实质是
二环境权理论
环境权理论的提出，与其所依赖的法律价值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法律价值的发展变化，才导致了环境权的产生。环境法律价值或者说环境伦理，其产生的根本原应在于（1）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导致系统世界观的形成。20世纪以来，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整体实在理论，混沌理论，宇宙全息统一论的提出和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已经由孤立的局部的关联，向着整个宇宙系统联系的方向发展。（2）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给环境伦理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需要。关于环境伦理，或者说是价值观，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泛人道主义 泛人道主义的观点认为惟有人类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地位，反对把权利概念扩展到动物，但肯定了把权利扩展到后代。这种理论，其实质是“人类中心主义论”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情况的一种反映，“保护环境与资源的本质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以保证资源可以被更长久的利用”以最终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2）动物权利论 动物权利论又叫感知主义，该理论的观点是把道德范围扩展到动物，但对道德地位的承认不得超出感知生命这一部分，即除花草树木以外的人和动物才是道德的主体。（3）生机主义 生机主义的观点认为“所有生物具有平等的内在的价值”即该观点把所有生命看作是道德主题，包括人，动植物和一切有生命的物体。（4）生态中心主义 这种理论体现在环境法上，就是要求“法律承认自然的权利，确立自然的法律地位”
由于环境伦理的差异，基于环境伦理的环境权，也当然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在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1. 环境权是一项基本的，独立的人权，环境权是可分的，包括公民环境权，国家环境权和法人环境权。此种观点，是目前环境法学界的主要观点，但反对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将公民环境权与国家环境权并驾齐驱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善”。并认为一方面该观点从理论上无法解决一些环境现实问题，如“对濒危动物的保护不是由公民的环境使用权发起的，仰赖这种使用权保护环境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就会出现盲区，同样，臭氧层空洞，全球气候变暖都不在环境使用权的关怀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认为，某些学者倡导的环境权“公权私化”不但不能解决好环境问题，而且回导致环境恶化，因为“从历史上看，在权利从粉张扬之后，人类遇到了严重的环境危机”
2. 环境权是整个人类对整个环境的权利，环境权是不可分的；环境权的实现不是靠主张权利来实现，而是“靠环境义务的履行来实现，靠义务主体对义务的主动履行来实现”不管是怎样的国内外立法，“都应当致力解决环境义务的分担和履行问题”
二、 熵与环境权
在熵理论中，熵的概念的提出者克劳修斯从热力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将熵定义为：
ds=
其中T是绝对温度，dQ为系统在其所经历的过程中吸收的热量。⑨借鉴熵的计算公式到法学领域，笔者认为，法学中的“熵”存在下列关系：
ds=
下面就这一关系分别论述：
人类社会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由于一开始在对于自然的态度上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理论，因此此时的人类活动都是在不考虑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必然导致作为要素的人类权利的无限扩大；同时相对于自然环境来说，自人类开始产生的那一天起，自然的“权利”就开始不断萎缩。根据上面的关系，自然权利的减少和人类权利的递增，必然导致整个系统熵值的增大，如此以来，环境问题便产生了。关于环境自我调节能力的考虑，其实质其实是一种负熵的增加。由于整个地球在运动过程中与外部宇宙环境（主要是太阳）发生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因而对于输入地球环境系统的能量，从熵理论看来，其实是一种负熵，即增加了系统的有序性而降低了无序性。由于S=S内+S外，人类活动导致整个地球内熵值的增加，而由于负熵的进入，对于系统总熵值减慢了其增加的速度，因而产生了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所以换句话说，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系统内部熵的增加速度大于负熵进入系统的速度。
对于动物权利论的观点，从系统的观点看来，动物权利论的本质是通过对动物个体生存的报务来保护各种动物在系统内的地位不受干涉，以维持在系统中的平衡而不至于退出系统，遭到灭绝。所以，对于单个的动物来讲，其并不享有所谓“环境权”而对于由该单个生物组成的整个种群来看，则有在系统中维持平衡的权利。
对于单个的人来说，个体权利是整个社会权利的组成部分，由于个体总是要求其权利的不断增加，所以为了维持整个系统熵的平衡，就需要社会权利的增加，或者说是权力的增加。因此，国家权利也要迎合个人权利的需要，要不断的变化发展，以维持系统熵以最小值出现。但如果无限增大社会权利而减小个体权利，纵然可以使得系统熵增加的速度减小，但又必然使整个系统向封闭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系统的死亡和崩溃。因此，个体权利与社会权利必须相互对应，协调发展在平衡中求得进步，因而对于把环境权划分为个人环境权，国家环境权，法人环境权，是具有相当的意义。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要素权利不仅包含着当代要素之间的平衡，而且也包含着纵向代际之间的平衡，由于本代的无序发展必然导致系统熵的增加，而红带对于前代所产生的熵，必然会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功来鉴赏，而这样又导致更多熵的产生，最终使得整个系统熵的更大尺度的增加。
从环境权的属性来看，环境权必然是一种义务性为主的权利，这是因为从内容上看，环境权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保证有足够的饮水，纯净的空气等，以实现健康生存。而从权利的实现来看，无非是使熵值增加速度减缓，最终实现与负熵进入速度的平衡，这一方面需要社会权利的适度增加，另一方面又需要个体权利的适度减少，而权利的减少则意味着义务的增加，因而从系统的观点来看，环境权是一种义务为主的权利，所以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题普遍设定义务，并要他们履行义务是实现环境权，也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唯一出路。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的出如下结论：
环境权是一种系统权，既包括整个系统的权利，又包含系统各要素的权利，其权利实质在于维护各要素在系统中的平衡，使得系统熵以最小的值出现，以保证整个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资料：
① 1.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 人民出版社P519
② 吕忠梅著，《环境资源法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③ 汪劲著，《中国环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P3
④ 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 劳动法学》2004年2月 田其云等 《我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新进展》P77
⑤ 韩渊丰著，区域地理理论与方法［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节
⑥ 物理化学------天津大学版”第四版教材
⑦ 同⑤
⑧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吕明、袁舟译